鍾景輝把紅灰同紅藍的輝煌展現——「我當然勝出，因為我有三條King」.

第五章　水彩記憶：司徒衞筆下的康樂與嶺大村 章旨 司徒衞不只是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戰時校園建設者，也是一位水彩畫家。本章論證：他的水彩畫並非單純的個人藝術創作，而是嶺南共同體在戰亂、遷徙與校園失落中保存自身記憶的一種視覺形式。校徽把康樂地景凝縮為象徵符號，水彩則把康樂園與嶺大村的日常空間保存為可觀看、可追憶、可傳承的圖像記憶。二者同樣服務於嶺南共同體的視覺保存，只是媒介不同：校徽是壓縮的符號，水彩是展開的敘事。 司徒衞的畫筆，使他成為嶺南百年史中極少數兼具「建設者」與「記錄者」雙重身份的人物。他用工程使嶺大村可以居住，又用水彩使嶺大村可以被記憶。正如他在戰時所說：「我們沒有照相機，那我就權充攝影師好了。」本章將梳理其藝術修養的來源，比較戰前康樂園與戰時嶺大村兩個系列的畫風差異，分析戰時物資匱乏下的創作策略，並論證這些畫作在攝影稀缺年代所承擔的檔案功能。最後，本章將記述這批作品如何從私人收藏轉化為共同體遺產——2008年的捐贈、2019年的展覽與出版，使司徒衞的水彩重新進入公共視野，成為紅灰記憶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畫筆之外的司徒衞：藝術修養與觀察訓練 在討論司徒衞的水彩作品之前，有必要先理解他的藝術修養從何而來。一個人不會憑空成為共同體的視覺記錄者，其背後必有訓練、薰陶與自覺的選擇。 司徒衞的藝術啟蒙，可追溯至格致書院時期。美籍教師Henry Graybill（葛理佩）主持「圖畫」「手工」等課，是近代華南較早系統引入西方透視、實物寫生與環境觀察訓練的起點之一。Graybill的教學有兩個特點對司徒衞影響深遠：主張「從校園本身開始畫」，將建築、樹木、道路視為最穩定的寫生主題；強調「畫即紀錄」，要求學生隨筆記錄空間比例、材料質感與光線變化。這一「觀察—描繪—紀錄」一體的思路，與司徒衞後來以畫作保存校園記憶的做法一脈相承。 除視覺訓練外，司徒衞的藝術修養還有更廣闊的背景。他曾留學英國，接觸西方水彩傳統，喜愛古典音樂與英文閱讀，這些經驗使他超越了一般教育行政人員的養成，具備一種審美人格。他的水彩既不同於嚴格遵循歐洲學院派明暗體系的寫實路線，也非完全承襲嶺南畫派的沒骨與撞水撞粉技法，而是在中西之間摸索出一套適合表現嶺南亞熱帶氣候與空間氛圍的獨特語言。 現存作品中，《名駒沐浴圖》（澳門藝術博物館藏）是體現這種融合的代表性案例。畫面中，庭院背景以沒骨法渲染，接近傳統國畫趣味；馬匹肌體則以多層透明色疊加，塑造體積與質感，顯示吸收了西方動物畫訓練；整體構圖平衡，氣氛安詳，反映司徒衞對多種美學傳統的熟練掌握。 二、從校徽到水彩：視覺形式的連續性 在全書主線中，校徽是司徒衞為嶺南創造的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視覺形式。校徽以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等意象，把康樂園與廣州地景凝縮成一個可辨認的圖案。它使「嶺南」從一個地點，轉化為一種可攜帶的身份符號。 水彩則承擔了另一種功能。 如果說校徽是高度壓縮的象徵圖像，水彩便是展開的空間敘事。校徽只能容納有限的幾何元素與色彩，水彩卻可以記錄建築的具體樣貌、樹木的姿態、光線的變化、人物的活動，乃至季節與氣氛。校徽回答「我們是誰」，水彩回答「我們曾經生活在甚麼樣的地方」。 二者並不互相替代，而是構成一個完整的視覺記憶系統：校徽是標誌，水彩是風景；校徽是身份的濃縮，水彩是記憶的展開。當嶺南人離開校園、流亡異地、甚至在校園本身經歷戰爭與變遷之後，這兩種形式共同發揮作用：校徽使他們仍能辨認彼此，水彩使他們仍能看見從前。 更值得留意的是，司徒衞本人同時掌握了這兩種形式。他既能以設計師的思維把地景壓縮為符號，又能以畫家的眼光把校園展開為圖像。這種雙重能力在嶺南人物中極其罕見。 三、戰前康樂園系列：繁華校園的視覺保存 1930年代至1938年廣州淪陷前，是嶺南大學在康樂園相對穩定的時期。校園建設已具規模，紅灰建築群與亞熱帶園林相映，師生生活秩序井然。司徒衞在這段時期所畫的水彩作品，構成了「戰前康樂園系列」。 從現存描述來看，這批作品的描繪主題涵蓋校園主要建築與景觀：爪哇堂、馬丁堂、格蘭堂、圖書館、科學館、學生宿舍群、校園湖泊、荔枝林大道、運動場看台、教師住宅區。這些主題幾乎覆蓋了一所大學校園功能的完整光譜。 這批作品具有明顯的風格特徵。色彩方面，以翠綠、天藍、檸檬黃、暖灰、赭石構成明亮層次，對比清晰而不刺眼，透明感強烈。構圖方面，多採中景全景，建築居畫面骨架位置，前後穿插樹木、道路、水面，形成「建築—自然—人物」的穩定三角。氛圍方面，光線飽滿、秩序井然、人物活動從容，充分呈現一所成熟博雅學府的自信與生機。 然而，這批作品在另一個層面上也具有深意：它們是在「失去之前」被畫下來的。1938年廣州淪陷後，嶺南師生撤離康樂園。今日的康樂園雖仍是教育空間，但當年司徒衞筆下那個完整的嶺南大學校園，已不復存在於制度層面。他的康樂園水彩既是記錄，也是一種提前的保存——如同一個人為即將遠行的故鄉畫下最後的速寫，當時未必知道那是告別，日後卻成為珍貴的唯一證據。 四、戰時嶺大村系列：物資匱乏下的創作轉向 1942至1944年，司徒衞在粵北嶺大村度過了兩年多的戰時歲月。他一面主持校園建設，一面以畫筆記錄這段流亡中的校園生活。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們沒有照相機，那我就權充攝影師好了。」這句話樸素而精確地道出了他戰時創作的動機。 與康樂園時期相比，嶺大村時期的創作條件可謂天壤之別。香港淪陷後，對外交通幾近斷絕，水彩紙、管裝顏料、畫筆等材料供應極度稀缺。司徒衞與同事、學生共享有限材料，常以舊紙背面、包裝紙、帳頁邊緣作畫。鉛筆、炭筆、單色或雙色淡彩，成為最現實的選擇。 物質匱乏並未使他放棄記錄，反而催生了技法的系統性調整。 第一，線條功能轉換。康樂園時期，線條多用於輔助輪廓，色彩渲染才是主體；嶺大村時期，線條躍升為造型主體，筆觸更肯定、簡練、有張力，接近建築草圖與速寫傳統——而速寫，正是早年Graybill課堂上最看重的日常訓練。 第二，灰階表達體系。捨去多層渲染之後，司徒衞轉而以線條疏密、交叉方式與留白節奏控制明暗層次，而非依賴色調對比。這形成一種「無色而有光」的特殊效果：畫面看似樸素，卻因線條組織精準而仍有空間深度與氣氛。 第三，時間性書寫。部分畫面邊緣出現塗改、補筆、即興註解，記錄當日氣候、光線變化或材料短缺。這使作品同時帶有日記性質。 嶺大村系列的主題，也明顯從康樂園時期的「校園景觀」擴展為「社區生活」：懷士堂、第一宿舍、臨時圖書館、茅草教室、食堂、醫務室、稻田、樟樹、鄉間小路、師生勞作、課後散步、與鄉民交流的場景，都在司徒衞筆下出現。他畫的不只是建築，而是整個戰時校園的生態。 從康樂園到嶺大村，畫風從明亮飽滿轉為樸素內斂，色彩從豐富轉為節制，線條從輔助轉為主導——這些變化既是物質條件使然，也反映出精神狀態的差異。如果說康樂園水彩是「殷紅」的視覺表達，那麼嶺大村素描便是「深灰」的視覺對應：畫面安靜、克制、內斂，建築簡陋卻不坍塌，生活艱難卻不崩潰。 五、畫作作為歷史檔案 在討論司徒衞水彩的藝術價值之外，有必要特別強調其檔案價值。尤其在嶺大村時期，這些畫作所承擔的功能遠超出藝術創作，而成為一種實質的歷史記錄媒介。 抗戰時期，膠片、相機、攝影師均極度稀缺，許多重要歷史現場並未留下照片。在這種條件下，司徒衞的畫筆實際上承擔了記錄媒介的功能。1947年，親歷嶺大村生活的校友歐陽讓編寫回憶錄時，選刊了司徒衞的九幀水彩畫。這些畫作涵蓋禮堂、校舍、林蔭道、田徑場、周邊鄉景，是戰時校園的全景式記錄。同期照片僅存數張合影與建築正面，無法反映校園整體格局。 這九幀水彩的價值在於「獨特性、親身性、稀缺性」三方面：時空獨特性——1942至1944年間創作，是戰時校園唯一系統性視覺檔案；視角親身性——作者為建設者之一，畫面呈現的是內部使用者而非外部觀光者的視角；史料稀缺性——作為目前所知唯一系統記錄戰時嶺南校舍的美術文獻，填補了建築側面、內部關係、環境氛圍等細節缺口。 畫作的檔案價值也體現在與文字的互補。校史能寫出大村艱苦，素描能讓人看見茅屋輪廓；檔案能記錄復課日期，水彩能保存禮堂的立面比例。文字與圖像疊加，戰時嶺南的完整面貌才得以浮現。 六、從私人收藏到共同體遺產 司徒衞的水彩，在他在世時主要屬於個人創作與私人收藏。但在他身後，這些作品逐步進入了校友共同體的記憶範疇，成為紅灰傳承的一部分。 這一轉變並非自動發生，而是透過一系列具體行動逐步實現的。 2008年，嶺南大學創校一百二十周年、香港復校四十周年之際，美國嶺南基金會將司徒衞遺存作品逾二百件捐贈予嶺南大學圖書館，由基金會主席劉鳳瓊博士代表捐贈，陳玉樹校長親自主持接收儀式。這批作品現完整典藏於香港嶺南大學，並分「戰前康樂園」「戰時嶺大村」兩大系列完成高解析度掃描，公開納入數碼平台。這意味着，原本可能分散於家族收藏中的脆弱紙本作品，已被轉化為可長期保存、全球取用的數碼檔案。 2019年，嶺南大學出版《司徒衞的藝術世界：紅灰精神》畫冊，並舉辦同名巡迴展覽，先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嶺南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展出。展覽與出版使司徒衞的畫作重新進入公共視野，也使後人得以透過圖像觀看康樂園與嶺大村。展覽將數位藏品還原為可見可觸的公眾體驗，讓新一代師生與校友得以親眼看見那些樟樹、稻田、茅屋、禮堂與散步的師生。 此外，嶺南大學設立了「司徒衞藝術獎學金」，持續支持視覺創作；校史與博雅課程亦系統使用其畫作與書信作為教學材料，讓學生透過圖像理解戰時校史。1947年，司徒衞曾遠赴美國舉辦畫展，拜訪昔日共事的葛理佩夫婦，與海外校友廣泛聯繫，同時展出戰時創作，讓外界看見戰火中中國教育的頑強生命力——這批畫作早在七十餘年前便已承擔過向世界講述嶺南故事的使命。 這些行動的意義在於：它們使司徒衞的水彩從「私人藝術創作」轉化為「共同體記憶遺產」。司徒衞曾用畫筆保存嶺南，今日的紅灰人，則用檔案、展覽、數碼平台與教育保存他的畫筆。 七、小結：為嶺南留住可見的記憶 司徒衞一生多次為嶺南賦形。他以校徽畫出嶺南的象徵，以香港分校把嶺南教育移植到珠江口另一端，在粵北大村以工程使嶺南在茅屋中重生。而在水彩中，他為這一切留下了可見的記憶。 校徽保存象徵，校歌保存聲音，校名保存空間，水彩保存景象，嶺大村保存生活。這些不是各自孤立的形式，而是同一種精神的不同載體。司徒衞所守護的，是嶺南在不同困境中重新可見、重新可居、重新可傳的能力。 對今日的紅灰人而言，這些畫作不應只被視為藝術收藏或歷史插圖。它們是共同體的視覺遺產，是校徽之外另一種形式的「可攜帶校園」。當老校友日漸凋零，口述記憶日漸稀薄，這些畫作將成為後人理解嶺南百年面貌最直觀的入口。 司徒衞的畫筆早已放下，但他筆下的康樂園與嶺大村，仍在紙上安靜地等待後人觀看。那些樟樹、稻田、茅屋、禮堂與散步的師生，構成了一所大學在戰火中依然能夠「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視覺見證。 （第五章完） 顯示引用文字 曹先生您好， 本書按照您對規格和印數的要求計算，製作成本約為港幣10萬元。我們非常感謝您願意資助4萬港元，並回購150冊，但是計算下來還是遠遠無法覆蓋成本。 不知您是否會考慮調整資助金額或者回購數量？ 謝謝！ Cathy 寄件者: "Ricardo Tsao (rictsao@gmail.com)" 收件者: Cathyhan@commercialpress.com.hk 日期: 24/08/2026 14:00 主旨: Re: Re: Re: Re: Re: 香港商務印書館 顯示引用文字 我方若不出 在 2026年8月24日週一 14:17， 寫道： 曹先生您好， 本書按照您對規格和印數的要求計算，製作成本約為港幣10萬元。我們非常感謝您願意資助4萬港元，並回購150冊，但是計算下來還是遠遠無法覆蓋成本。 不知您是否會考慮調整資助金額或者回購數量？ 謝謝！ Cathy 寄件者: "Ricardo Tsao (rictsao@gmail.com)" 收件者: Cathyhan@commercialpress.com.hk 日期: 24/08/2026 14:00 主旨: Re: Re: Re: Re: Re: 香港商務印書館 那麽我们支付的约4萬元有什麼回報?所以假定回購150本整个合作条件又如何？ 在 2026年8月24日週一 10:06， 寫道： 曹先生早晨， 請問如果定價為250~280港元，您計劃回購多少冊呢？作者回購價約為162.5~182港元。 謝謝！ Cathy 寄件者: "Ricardo Tsao (rictsao@gmail.com)" 收件者: Cathyhan@commercialpress.com.hk 日期: 21/08/2026 10:22 主旨: Re: Re: Re: Re: 香港商務印書館 訂价為250~280港元 在 2026年8月21日週五 10:10，Ricardo Tsao 寫道： 出刊500至1,000本 在 2026年8月21日週五 10:07， 寫道： 作者回購價通常是定價的六五折，但現在不確定您需要的印量，無法計算定價，所以還要麻煩您報一個大致的數目 寄件者: "Ricardo Tsao (rictsao@gmail.com)" 收件者: Cathyhan@commercialpress.com.hk 日期: 21/08/2026 10:06 主旨: Re: Re: Re: 香港商務印書館 那要看看回購价！ 在 2026年8月21日週五 09:20， 寫道： 曹先生早晨， 資料收到！請問您對印刷數量有要求嗎？您資助的3-4萬港幣，出版後需要取回部分圖書嗎？如果會，大概會取回多少冊？或者您的意思是3-4萬是純資助，出版後會另外回購部分圖書嗎？如果是這樣，又會回購多少冊呢？ 感謝！ Cathy 寄件者: "Ricardo Tsao (rictsao@gmail.com)" 收件者: Cathyhan@commercialpress.com.hk 日期: 20/08/2026 13:57 主旨: Re: Re: 香港商務印書館 資助約3~4万港元 在 2026年8月20日週四 13:55，Ricardo Tsao 寫道： 目錄 前輔文 書名頁 版權頁 凡例 編者說明 紅灰大道 總序　形式守護者 前言 正文 第一章　家族、信仰與教育啟蒙 一、開平僑鄉與司徒氏族 二、求學格致書院與葛理佩師承 三、畢業、留校與教育職務譜系 四、司徒氏家族與嶺南的跨代網絡 五、生年問題的說明 六、小結：從家族到共同體 第二章　校徽、校歌與紅灰精神 一、校徽的設計與意象 二、校徽的標準化歷程 三、紅灰二色的來源 四、校歌的英文源流與中文翻譯 五、地景、聲音與圖像：康樂北眺的三重表達 六、校徽—校歌—校色：三位一體的形式系統 第三章　香港嶺南教育的開拓 一、鍾榮光的遠見與司徒衞的使命 二、從跑馬地到司徒拔道 三、司徒衞的人脈網絡 四、嘉道理家族與嶺南中學的跨域支持 五、上海、澳門與西貢：嶺南教育的跨地域拓展 六、香港校脈的歷史意義 第四章　戰時播遷與嶺大村 一、廣州淪陷與第一次遷移 二、香港淪陷與再度遷移 三、李應林拒絕「改國立」的歷史抉擇 四、「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 五、司徒衞主持校園建設 六、懷士堂與康樂舊名的移植 七、桐油燈、深井水與膳食自治 八、音樂、戲劇、文學與學生記憶 九、戰時校際互助 十、戰後復員與大村的歷史定位 十一、小結：重新開始的能力 第五章　水彩記憶：司徒衞筆下的康樂與嶺大村 一、畫筆之外的司徒衞：藝術修養與觀察訓練 二、從校徽到水彩：視覺形式的連續性 三、戰前康樂園系列：繁華校園的視覺保存 四、戰時嶺大村系列：物資匱乏下的創作轉向 五、畫作作為歷史檔案 六、從私人收藏到共同體遺產 七、小結：為嶺南留住可見的記憶 第六章　戰後復校：校友接力、港澳分流、檔案守護與嶺南的制度重生 一、鍾榮光與民國初年廣州教育改革 二、從康樂失落到港澳再部署 三、陳景華與廣東女子教育院：外緣合作而非校內關係 四、送女入學軼事：權力與教育制度 五、港澳中小學教育的分流保存 六、澳門嶺南中學的完整教育階梯 七、崇基書院與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經驗 八、制度記憶的守護者：紐約校董會與檔案保存 九、從合一到分治：校友組織的關鍵演進 十、台灣的嘗試與香港的堅持 十一、從分治到成功：十五年的累積 十二、教育版圖的整合：LEO的誕生 十三、伍舜德與伍沾德：從大村膳食到教育捐助 十四、陳香梅與台灣的未竟嘗試 十五、復校不是複製康樂園 十六、曹家道的後來回望 十七、小結：跨地域、跨世代、跨制度的接力工程 第七章　廣州回聲：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與康樂園復名 一、一九五二年後的康樂園：沉默與多重記憶 二、改革開放與復校契機 三、四種復校論述 四、四種論述之比較 五、復校訴求背後的三重意義 六、從廣州復校到嶺南學院：理想的部分實現 七、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成立 八、伍氏兄弟與校友回流 九、香港與廣州的雙重延續 十、「復名」不是「復舊」 十一、校徽的回聲 十二、復名之後的責任 十三、小結：復校不是懷舊，而是校格、歷史與現代化的再論述 第八章　墓園尋根：薄扶林山路上的紅灰再相認 一、一枚校徽立在墓前 二、一張照片的觸發 三、鄒偉霖的墓園之行 四、墓園作為記憶的錨點 五、小結：設計者與被守護者 第九章　司徒衞精神遺產與今日嶺南 一、三位先賢，三種歷史定位 二、身後：賻金與助學金 三、安息禮拜與舉殯哀榮 四、墓前校徽：設計者與設計的永恆回環 五、從水彩到玻璃窗：光中的信仰圖像 六、紅灰精神的全球校友網絡 七、校徽仍在，血脈仍在 附：第九章小年表 第十章　紅灰記憶工程：從尋根到傳承 一、為何需要記憶工程？從碎片到系統 二、建立「嶺南先賢墓地資料庫」 三、司徒衞作品與視覺檔案整理 四、口述歷史：趁記憶仍在 五、數碼化與開放平台 六、展覽與校史教育 七、跨機構合作：廣州、香港、海外 八、從記憶到責任 九、小結：讓記憶有家可歸 第十一章　結語：形式守護者與回家的路 一、甚麼是形式守護者？ 二、校徽：把原鄉變成可攜帶的身份 三、香港分校：把校脈移植到另一岸 四、大村：在茅屋中重建大學 五、水彩與玻璃窗：保存可見的嶺南與可感的光 六、一九五二、一九六七、一九八八：斷裂中的三次回答 七、墓園尋根與當代傳承 八、回家的路 九、最後的凝望 第十二章　一九五二：院系調整與紅灰失所 一、戰爭失所與制度失所 二、院系調整的歷史背景 三、康樂園仍在，嶺南何在？ 四、紅灰進入民間 五、香港校脈的特殊角色 六、海外校友與離散記憶 七、失所中的校友倫理 八、從失所到復校願望 九、廣州與香港：不是二選一 十、紅灰沒有熄滅 第十三章　一九六一：雙重失喪與助學金之始 一、黃應求：嶺南校友與「三狼案」遇害者 二、曹耀的雙重承擔 三、司徒衞身後：賻金與助學金 四、黃應求身後：帛金轉化為教育資源 五、雙重失喪與紅灰共同體的制度回應 六、小結：化哀思為教育 附：第十三章小年表 後記 附錄 附錄一　人物表 附錄二　重要人物小傳 附錄三　全書待補充資料彙總 附錄四　烽火弦歌：嶺南大學粵北遷校史略（1937–1945） 附錄五　李以力〈紅灰薪傳：我與嶺南校徽的三段緣〉 附錄六　曹家道（力圖）生平、思想與歷史貢獻研究報告 附錄七　漫山樟樹與歲月流轉：從故紙堆中重拾嶺南敘事 附錄八　陳汝銳〈本校沿革概略〉 附錄九　黃應求先生報喪啟事 附錄十　三藩市鎮南同學會來函（1981年9月12日） 附錄十一　三藩市鎮南同學會挽聯（陳德泰） 附錄十二　謝扶雅〈悼曹耀同學〉（1981年10月22日） 附錄十三　推介文章：一枚校徽，百年歸途 附錄十四　司徒光謹啟（1963年11月7日《華僑日報》） 附錄十五　司徒衞安息禮拜報導（1961年10月24日《華僑日報》） 附錄十六　嶺南大學購置香港司徒拔道校址公函（1933年） 附錄十七　司徒光世界運動會參加券（1936年） 附錄十八　盧九園嶺南舊時光（岑展文口述） 附錄十九　陳策與徐亨小傳 附錄二十　紀念司徒衞校長詩作 附錄二十一　司徒衞墓誌銘碑文 附錄二十二　嶺南大學於矽谷國際發明節奪8金6銀（2026年） 附錄二十三　嶺南體壇三傑——司徒光、韋澤生與徐亨 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 在 2026年8月20日週四 12:54，Ricardo Tsao 寫道： 《華南教育家司徒衞：一枚校徽的百年旅程》 📖 著作介紹 一枚嶺南校徽立在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的山坡上。圓形圖案，紅灰兩色，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被凝縮其中。那是司徒衞的墓。而他墓前那枚校徽，正是他親手設計的。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着——這是嶺南百年史中最動人的回環之一。 本書以「形式守護者」為核心概念，記述嶺南大學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戰時大村建設主持者司徒衞（1890–1961）的完整生平。從開平僑鄉到康樂校園，從跑馬地到粵北大村，從水彩畫筆到教會玻璃窗——司徒衞一生為嶺南創造可延續的形式，使紅灰精神在戰爭、遷徙與制度斷裂中，始終有家可歸。 全書跨越百年，收錄嶺南先賢、復校校友與司徒氏家族後人之口述與文獻，是首部系統記述司徒衞生平與嶺南「形式守護」傳統的專著。適逢嶺南大學香江復校一甲子（1967–2027），謹以此書，獻給所有守護紅灰精神的人。 編著者簡介： 曹家道（筆名力圖），一九四八年生，嶺南大學皓社（一九七二年畢業）校友。一九六七年嶺南大學在司徒拔道復校，為首屆學生會副會長兼代理會長，翌年高票當選第二屆學生會會長——成為嶺大復校後首位由全體同學直接選舉產生之學生領袖。同年創辦學生報《嶺南人》。先父曹耀（1906–1981）為嶺南大學一九二九年畢業生，1954年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創辦《嶺南通訊》，是嶺南香港復校運動的核心推動者之一。 📐 出版規格 項目 規格 書名 《華南教育家司徒衞：一枚校徽的百年旅程》 系列 嶺南先賢系列 編著者 曹家道（力圖） 開本 32開（130mm × 184mm） 字體 正文 11pt，註釋 10pt 行距 18磅 每頁字數 約 650字（含標點） 全書字數 約 123,500字 頁數 約 240–260頁（含16頁插圖、章節隔頁） 插圖 約 16頁（司徒衞水彩畫作、校徽手稿、歷史照片等） 裝訂 平裝 出版日期 二〇二七年春（嶺南大學香江復校六十週年） 定價 待定 收益安排 扣除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助學基金 📑 全書結構 部分 內容 頁數（約） 前輔文 書名頁、版權頁、凡例、編者說明、紅灰大道、總序、前言 14–16頁 正文 第一至十三章 100–110頁 後記 全書收束 2–3頁 附錄 附錄一至二十三（人物表、文獻彙編、詩作、體育史專文等） 67–78頁 插圖 司徒衞水彩、校徽手稿、歷史照片 16頁 全書合計 約 240–260 頁 🎨 設計建議 項目 建議 封面底色 象牙白／米白（仿古書質感） 封面主圖 嶺南校徽（紅灰兩色，浮雕或燙紅金） 書名字體 行楷／楷體 封面工藝 校徽燙紅金／壓凹 內文紙張 80g米白道林紙 插圖紙 128g銅版紙 裝訂方式 穿線膠裝（可180度攤開） 📌 本書特色 · 首部傳記：首部系統記述司徒衞校長生平及嶺南「形式守護」傳統之敘事著作 · 核心概念：以「形式守護者」貫穿全書，揭示嶺南共同體如何在斷裂中存續 · 多元史料：融合校史檔案、校友口述、家族記憶、水彩畫作與墓園尋訪 · 圖文並重：收錄司徒衞水彩畫作、校徽手稿及歷史照片 · 人物群像：附完整人物表及重要人物小傳，逾150位嶺南相關人物 · 出版意義：為2027年嶺南大學香港復校六十週年紀念之作，售書收益全數撥作助學基金 🛤️ 閱讀指引 本書以「紅灰大道」為意象——正文敘事如車行大道，一路連貫；附錄文獻如兩旁風景，可供讀者隨時停下細看。讀者可順序通讀，也可依興趣跳閱。書末附錄收錄大量第一手原始文獻，原文照錄，與正文參照閱讀，自能體會歷史的多元層次。 🛤️ 紅灰大道 本書之中，作者彷彿坐在車上的嚮導，以「紅灰大道」作為貫穿全書的主幹路線，書中一頁頁附錄，便是道路兩側流轉的風景。我們隨著車輪滾動，沿這條大道前行，一路窺見嶺南百載的風雲與人事。 紅灰大道的起點，落在開平赤坎鎮——司徒衞出生的故土。可這趟旅途的第一幀畫面，卻定格在一九〇三年的澳門。庚子事變亂局四起，嶺南學堂避亂南遷，珠江西岸的這座小城，成了嶺南流離歲月的臨時港灣。馬車緩緩駛過澳門街巷，路旁葡式建築與中式騎樓參差並立，中西文化在此相遇碰撞，這正是嶺南望向世界的第一個路口。車窗之外，這段舊日光景，就這樣成為大道旁的一道附錄風光。 車輪繼續向前，大道轉向廣州康樂園。葛理佩擇定這片土地，為嶺南覓得永久的校園。馬車穿行於滿山荔枝林，向北極目遠眺，珠江波光蕩漾，白雲山橫亙天際。這一幅山河畫卷，日後被司徒衞收進校徽，化為嶺南永恆的印記，靜靜佇立在大路之側。 鍾榮光率先站上這條紅灰大道。一九二七年，他接下重擔，成為嶺南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從美國基金會手中取回辦學主權，豎起大道上第一座精神路標：「作育英才，服務社會」。 司徒衞緊隨其後，鋪就大道最主要的路徑。一九一一年，他繪製校徽，把白雲山、珠江的風貌凝結為紅灰的象徵。一九二二年，他赴港在跑馬地設立香港分校，將嶺南的教育理想移植香江。一九三九年烽火四起，他踏足澳門開辦南屏分校，於盧九花園池邊寫生，向幼童講述嶺南故事。一九四二年的粵北大村，滿目艱苦，他一句「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以竹籬茅舍撐起戰火中的書桌。他以畫筆留存校園記憶，以彩繪玻璃窗寄寓信念，最後長眠薄扶林。他用畢生歲月，拓出這條大道的主幹。 沿途路旁的附錄，記下無數同行者的足跡。李應林與大道並行，戰火之中拒絕「改國立」，率領師生北遷大村，死守嶺南的獨立與尊嚴。李毓宏受命冒險，一九四二年偷渡港澳四處傳訊，呼喚流散師生重返大村復課；後來主編《嶺南通訊》，以文字為這條道路留下紀錄。司徒光奔馳在柏林奧運的賽場，紅灰的身影閃耀世界舞台。伍沾德從大村茅屋走出，在校組織膳食小組照顧同學，日後創立美心，竭力推動廣州嶺南復名。山路上，鄉村孩童將長褲紮成布袋，馱著大米徒步跋涉，守護亂世裡的讀書燈火。伍步剛回憶往事，憶起小時候坐在上圓墩石台，聽司徒校長講故事、看他作畫，溫柔的片段，亦是道旁難得的風景。 戰火散盡，舊校園雖已消逝，但嶺南人的信念不曾熄滅。韋基球、阮兆剛、李瑞明等一眾校友攜手奔走，投身嶺大在港復校大計。一九六七年，他們多方籌募，匯集校友力量，創立嶺南書院，借舊校舍重開課堂，矢志把「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火種在香港延續下去，讓紅灰旗幟再度飄揚起來。這一份復校的艱辛與熱忱，也鐫刻在大道兩側的附錄之中。 紅灰大道綿延百年。一九〇三年的澳門是避難的港灣；康樂園的荔枝林、遠望的白雲山與珠江，是嶺南的靈魂底色。鍾榮光立下路標，司徒衞開闢主道；李應林、李毓宏、司徒光、伍沾德、韋基球、阮兆剛、李瑞明，還有鄉間村童、舊人回憶，一一化作道路兩旁的附錄。一代又一代人，各有際遇，卻都在這條路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這條旅途，由開平赤坎鎮出發，途經澳門、廣州康樂園、香港跑馬地、粵北大村、薄扶林，直抵屯門虎地。這僅僅是嚮導帶我們走過的一程，書本記載的只是片段。屬於嶺南人的紅灰大道，還要通向更遙遠的前方。 作者不過是車上的嚮導，大道是書的骨幹，附錄是沿路萬千人事風景。這趟紅灰之旅並沒有抵達終點，大道仍在無盡地向前延伸。 在 2026年8月20日週四 11:14， 寫道： 曹先生早晨， 書稿收到，請問總字數是13萬字嗎？書中有無插圖，黑白抑或彩色，大約幾張？ 請提供字數、圖數信息，以便本館計算製作成本。 另外，不知您會對本書的出版提供資助嗎？ 謝謝！ Cathy 寄件者: "Ricardo Tsao (rictsao@gmail.com)" 收件者: Cathyhan@commercialpress.com.hk 日期: 20/08/2026 10:09 主旨: Re: 香港商務印書館 第六章　戰後復校：校友接力、港澳分流、檔案守護與嶺南的制度重生 章旨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七年並非嶺南教育的空白期，而是香港復校真正的孕育期。廣州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撤銷建制後，嶺南並未消失，而是透過多條路線保存自己：港澳中小學教育的分流保存、澳門嶺南中學的完整教育階梯、香港嶺南會所與同學會的制度化、《嶺南通訊》的文字動員、崇基書院所承載的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經驗、紐約校董會與海外檔案的制度記憶守護，以及一代復校學長與社會支持者的集體承擔。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香港嶺南書院正式開課，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事件，而是上述多重保存力量長期匯聚的結果。 本章論證：嶺南的復校，不是單一人物、單一城市、單一機構的成果，而是一場跨地域、跨世代、跨制度的接力工程。從曹耀、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容啟東等校友及支持者的組織推動與財政支持，到港澳分校網絡的默默支撐，再到崇基書院的教育經驗、紐約校董會四十年不懈的制度守護——每一條路線都在為一九六七年的制度重生鋪路。 一、鍾榮光與民國初年廣州教育改革 鍾榮光是嶺南大學史上的關鍵人物，也是民國初年廣東教育界的重要人物。他早年任嶺南大學漢文總習，後來成為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在嶺南由外籍傳教教育機構逐步轉向華人參與管理的過程中，具有承前啟後的地位。 然而，鍾榮光的重要性並不只限於嶺南校內。他亦曾出任廣東省教育司司長，參與民國初年廣東教育制度與社會改革。正因他同時具有嶺南教育者與廣東省教育行政官員的雙重身份，才使嶺南與當時廣州更廣泛的教育改革網絡發生連接。 一九一〇年代的廣州，正處於革命、共和建政、地方教育改革與社會救助實驗交錯的時期。新式學校、女子教育、孤兒與弱勢群體救助、禁婢與婦女解放等議題，成為當時改革者關注的焦點。鍾榮光身處這一時代網絡之中，一方面主持嶺南教育發展，另一方面也以省教育行政身份參與廣東新式教育體系的擴展。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紐約州立大學正式批准嶺南大學改制，校務主導權移交華人董事會。一九二七年一月全面完成權力交接，鍾榮光與吳耀初等成為華人董事會的核心領袖。這一事件標誌着嶺南從美國教會主導轉為華人自主辦學，是嶺南發展史上的分水嶺。鍾榮光正是這一歷史轉折的關鍵人物。 因此，本章討論陳景華與女子教育院時，並不是要把陳景華納入嶺南校史核心人物之列，而是要說明：嶺南並非孤立存在於康樂園內，它也與民初廣州教育、革命與社會改革網絡互相交疊。鍾榮光正是這種交疊的代表人物。 二、從康樂失落到港澳再部署 戰後嶺南的歷史，不能只從一九六七年香港嶺南書院正式開課說起。若只看這一年，復校似乎是一個突然出現的結果；但若把時間往前推，便會看見一條長達十五年以上的鋪墊之路。 嶺南大學在廣州的辦學，在一九四八年陳序經接任校長後曾迎來一段學術鼎盛期。陳序經利用廣州相對安全的環境，從北京和天津的著名大學招募了許多知名學者，特別是在醫學、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和數學等領域，使嶺南在戰後短暫的和平年間成為華南學術重鎮。 然而這段輝煌並未持續多久。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易幟後，美國紐約校董會便開始討論美方教職人員是否撤離中國，會議共識是暫留觀察局勢。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定都北京。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學年，嶺南大學在相對平靜的氣氛中完成該學年，西方人的地位基本未變。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後，政治氣氛急劇變化。美國派兵赴韓，在華美國人處境迅速惡化。一九五〇年八月，紐約董事會派James M. Henry博士來香港，希望與廣州美國常駐主任Henry S. Frank博士會面，評估形勢並討論美國人撤離事宜。但Henry博士無法獲得入境簽證，Frank博士則不願在無法重返中國的情況下離開廣州。 一九五〇年初，北京政府召開為期一週的高等教育會議，通過《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及《高等學校課程改革實施方案》。一九五〇年九月，另一次高等教育會議通過《高等學校暫行條例》及《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標誌着高等教育課程的變革。一九五一年一月，教育部召開會議討論接受外國補助的高等學校處理問題，決定分兩種時間表處理：部分立即接管成為公立機構；其他暫時維持私立，在過渡期間自負盈虧。嶺南大學被歸入第二類。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所有美國人申請離境許可。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為期兩天的全校大會結束，全體美國教職員被正式貼上「帝國主義者」標籤，被迫與中國朋友和同事隔離。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最後一批美國人的離境許可獲批。Frank博士是最後一個離開廣州前往香港的美國人，陳序經校長是唯一冒險為他送行的人。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最後一名美國教師撤離。至此，運行數十年、中美合辦的廣州嶺南大學正式終結，近代跨國合作辦學實驗落幕。 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宣布全面重組高等教育的時機已到。教育部設立辦公室實施這項重大重組，所有私立大學將與同一地區的公立大學合併。廣州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撤銷建制。對許多嶺南人而言，這不僅是一所大學行政上的終結，更是一個精神原鄉的制度性消失。 院系調整後，原嶺南大學的人員各散東西。陳序經博士被任命為新大學的副校長之一，但實際上已不再負責行政管理工作。吳瑞麟博士（Paul Wu），原嶺南大學財務長兼社會學教授，留在中山大學繼續擔任教授。大部分文理科教職員留在舊校園，除了那些被撤銷的院系。農學院院長李沛文教授被任命為華南農學院院長，該院由原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的農學院合併而成，嶺南的教職員成為新學院的中堅力量。土木工程系僅剩的少數工作人員被分配至華南工學院。嶺南大學院長、著名電子學物理學家馮秉銓博士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華南工學院副院長。嶺南大學孫逸仙醫學院併入新中山醫學院時，大部分教職員留下，陳國楨博士被任命為新學院副院長。許多在附屬第二醫院擔任住院醫師的嶺南畢業生，在新學院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康樂園仍在記憶中，紅灰精神仍在校友心裏，但原有的大學建制已不復存在。問題於是出現：嶺南是否只能成為回憶？還是可以在另一個地方重新成形？ 香港成為一個重要答案。澳門、崇基書院、香港中小學、海外檔案庫、紐約校董會，以及後來康樂原址的歷史記憶，也共同構成這個答案的一部分。香港復校並非因為歷史自然延續，而是由一批校友、教育界人士、教會人士、美方校董與社會支持者，用多年時間一步一步創造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校友組織、會所、通訊刊物、中小學教育基礎、崇基書院所承載的教會高等教育經驗、紐約校董會的制度延續、籌款網絡、校董制度、校舍安排、師資準備、學生來源，以及更深層的歷史文獻保存。 本章要說明：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七年不是嶺南教育的空白期，而是一段養精蓄銳、分流保存與重新部署的歷史。嶺南的復校，不是單一人物、單一城市、單一機構的成果，而是一場跨地域、跨世代、跨制度的接力工程。 三、陳景華與廣東女子教育院：外緣合作而非校內關係 陳景華並非嶺南大學核心成員。他與嶺南的關係，主要經由民國初年廣州教育、革命與社會改革網絡而發生。 一九一二年，陳景華出任廣東省警察廳廳長後，推動多項社會改革。其中最重要者之一，是創辦廣東女子教育院。該院收容受虐婢女、妾侍、童養媳、尼姑及雛妓，並為她們提供教育與技藝訓練。這項工作不只是慈善救濟，也帶有強烈的社會改革意義：它試圖透過教育，使長期受壓迫的女性脫離舊式家庭與社會制度的束縛。 為尋找院址，陳景華曾與時任廣東省教育司司長鍾榮光協調，請求撥用廣州花地黃大仙祠所屬善慶學堂空置校舍作為女子教育院之用。鍾榮光與陳景華同處民國初年廣州革命與教育改革網絡，又均有教育救國與社會改良之志，遂支持此一安排。 女子教育院成立後，陳景華亦延攬真光書院等與嶺南體系相近的教育機構師資參與辦學。真光書院與嶺南同屬華南基督教教育與新式女子教育網絡的重要部分，其師資參與，說明廣東女子教育院並非單靠警政力量推動，而是結合了教育行政、新式學校、女性教育及社會救助力量。 這一點非常重要。陳景華雖非嶺南核心人物，但他的女子教育改革與鍾榮光所代表的嶺南—廣東教育行政網絡有所交會。換言之，陳景華與嶺南的關係，不是校內關係，而是同時期、同地域、部分教育項目合作的外緣關係。 廣東女子教育院很快在花地成立，成為民國初年廣東女子教育與社會救助的重要實驗。此舉觸動廣東社會蓄婢制度與士紳利益。女子教育院從最初收容四十餘人，逐漸擴展至數百人，最終達六百人左右。孫中山曾題詞稱許其為人道主義義舉。 然而，女子教育院的實驗並未能長久延續。一九一三年九月，袁世凱派遣龍濟光接管廣東，形勢急轉直下。九月十五日，陳景華被袁世凱下令槍決。據林安德醫生記載，「未經審訊即被處決者接連不斷，已達七八人」。陳景華任內曾推行多項改革：堅持清理街道，禁止店鋪招牌與攤位阻礙交通；拆除防衛柵欄；嚴禁公開賣淫；並救出約七百名女奴。這些措施雖激怒了當地權貴，卻體現了他以鐵腕推動社會改革的決心。陳景華與鍾榮光為密友，常就改革方案向鍾榮光徵詢意見。他的遇害，使廣州失去了一位最具執行力的改革者，也使女子教育院失去了最重要的庇護者。 雖然此院後因政局變動與陳景華遇害而停辦，但其理念——解放弱勢女性，以教育改變命運——與嶺南重視教育服務社會的精神有相通之處。 四、送女入學軼事：權力與教育制度 在陳景華與嶺南外緣關係中，另有一則頗具意味的入學軼事。據嶺南大學歷史特藏及相關文獻記載，陳景華在一九一二年出任廣東省警察廳廳長後，曾希望將女兒送入司徒衞所主持或參與管理的學校就讀。然而，當時學校宿舍已滿，校方只能客氣告知，宿舍容量不足，需等待一段時間。 此事仍有若干細節待考，包括具體年份、學校名稱、陳景華女兒姓名及其後續就讀情況。但即使作為待考材料，此事仍值得保留，因為它呈現出民初廣州教育與權力之間一個非常具體的場景。 陳景華是民國初年廣東政壇中極具權力的人物，以鐵腕改革聞名。他能動用警政權力推動禁婢、女子教育與社會救助，也能與教育行政機關協調創辦廣東女子教育院。然而，當他為女兒尋求入讀嶺南系統學校時，仍須面對宿舍容量、招生秩序與學校制度。 陳景華接受了學校的解釋，但並未放棄讓女兒接受嶺南教育的決心。據鍾榮光記述：「隨後一年中，他每日動用汽船接送女兒上學。」這段細節，為這位鐵腕改革者增添了一抹父愛的溫度——即使不能寄宿，他也願意每天以汽船接送，讓女兒得以在嶺南求學。 這段故事的重點，不在於陳景華是否最終成功送女入學，而在於學校制度沒有因權勢而立即破格。司徒衞所代表的嶺南教育制度，在此顯示出一種自主性：宿舍不是可以隨意超載的人情空間，而是寄宿教育與學生照顧的一部分。 五、港澳中小學教育的分流保存 廣州嶺南大學被撤銷建制後，嶺南教育並未完全中斷。香港與澳門的中小學網絡，成為保存嶺南教育血脈的重要基地。 在香港，司徒衞早於一九二二年創辦的香港嶺南分校，已發展為具有完整中小學教育體系的辦學機構。司徒拔道十五號的校舍，不只是一處校產，更是嶺南在香港的教育據點。一九五二年後，這所學校繼續辦學，使嶺南的教育理念、校園文化與師生關係在香港得以延續。香港嶺南中學的存在，意味着嶺南並非只活在老校友的記憶中——它仍在教育新一代學生，仍在日常運作中使用校徽、校歌與紅灰色彩，仍在培養具有嶺南精神的畢業生。這條校脈，成為日後大學復校時最重要的教育基礎。 在澳門，嶺南的教育網絡同樣持續運作。司徒衞於一九三九年創辦的澳門南屏分校，戰後繼續發展。一九五〇年，司徒衞接任澳門嶺南中學校長，進一步鞏固了澳門校脈。澳門嶺南中學在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期間，形成了一條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的完整教育階梯。這意味着，嶺南教育在澳門並非零散的補習班或夜校，而是一所正規、完整、具規模的學校。當香港復校運動如火如荼展開時，澳門的嶺南中學不僅提供了穩定的教育輸出，也為嶺南品牌在華南地區保持了可見度與社會聲譽。 港澳兩地的中小學網絡，為一九六七年大學復校作出了三重貢獻：第一，保存了嶺南的教育傳統與辦學經驗，使復校不是憑空創建一所新校，而是接續一條從未中斷的校脈；第二，提供了潛在的學生來源——港澳嶺南中學的畢業生，成為日後嶺南書院招生的重要基礎；第三，維持了「嶺南」二字的社會認知，使復校時不至於面對一個已被遺忘的名字。 六、澳門嶺南中學的完整教育階梯 澳門嶺南中學在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的發展，是嶺南教育在離散時期最完整的辦學案例之一，值得獨立記述。 一九五〇年，司徒衞接任澳門嶺南中學校長。此時的澳門嶺南中學，已發展為一所設有幼兒園、小學及初中的完整學校。在一個沒有嶺南大學的年代，澳門嶺南中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宣言：嶺南教育仍在繼續。學生每天早上走進校門，看見的是紅灰校徽；集會時唱的是「平原廣闊，瞭近目前」的校歌；課堂內外所接受的，是嶺南一貫重視的中英文並重、品格陶成與服務精神的辦學理念。 澳門嶺南中學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並非戰後才倉促建立的臨時學校，而是自一九三九年司徒衞創辦澳門南屏分校以來，經過十餘年經營的成熟教育機構。這所學校的存在，使嶺南在失去廣州原鄉後，仍在華南沿海保有一個穩固的教育據點。一九六一年司徒衞逝世後，澳門嶺南中學繼續運作，其校友網絡日後也與香港復校運動產生聯繫。 七、崇基書院與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經驗 在香港復校的版圖中，崇基書院佔有一個特殊但常被忽略的位置。 一九五一年，在嶺南大學尚未被撤銷建制之前，香港已出現了一所由中國內地遷來的基督教高等學府——崇基書院。崇基書院由多所內地基督教大學的教職員與校友共同創辦，其中嶺南大學前校長李應林是崇基書院的重要創辦人之一。 崇基書院的意義，不只在於它本身是一所高等教育機構，更在於它承載了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的集體經驗。這批創校者經歷了一九五〇年前後內地基督教大學的變局，深知在英屬香港辦學所面臨的獨特環境。他們在崇基書院積累的辦學經驗——包括課程設置、師資聘用、財政模式、政府註冊、校舍建設、校友動員——都為日後嶺南復校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與借鑑。 李應林在崇基書院的角色，也使他成為連接嶺南與香港高等教育界的橋樑。他既是嶺南抗戰時期的校長，也是崇基書院的創辦人之一，更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時的重要推動者。這種跨機構的身份，使嶺南的復校運動得以借鑑崇基書院的經驗，也在香港高等教育界建立了人脈與聲譽基礎。日後崇基書院院長容啟東支持嶺南復校，正是兩校之間在基督教高等教育領域人脈與理念延續的體現。 八、制度記憶的守護者：紐約校董會與檔案保存 在討論復校的組織與教育條件之外，還有一條常被忽略但至關重要的線索：制度記憶的保存與延續。這項使命的主要承擔者，是廣州嶺南大學停辦後仍持續運作的紐約校董會。 一九五一年廣州嶺南大學停辦後，紐約嶺南校董會並未解散。相反，它在此後四十年間持續運作，保存嶺南大學的制度記憶，尋求重建嶺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是一個極其獨特的歷史現象：當一所大學在其原址不復存在之後，其創始地所在的董事會仍然維持法律與制度上的延續性，成為日後復校最重要的制度基礎。 校董會的守護工作體現在多個層面。在校董會持續運作的背後，關鍵人物之一是黃念美（Olin D. Wannamaker）。他於1928年正式出任嶺南大學美方主任，長期擔任美國基金會秘書，負責協調校務與檔案管理。抗戰期間，他與身在夏威夷的譚卓垣館長保持聯繫，在海外為嶺大購置中文圖書，確保了學校在戰亂中仍能維持學術資源的積累。1954年，他為撰寫嶺南大學校史而進行人物訪談，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口述記憶①。黃念美亦曾為嶺南大學《嶺南聖頌》（Lingnan Hymn）填寫英文歌詞②。 其一，保存檔案。校董會長期保管了大量嶺南大學的行政財務檔案，這些檔案原本是美國董事會在辦學過程中積累的會議紀錄、往來信函與年度報告，成為日後證明嶺南大學制度延續性的重要文獻。部分檔案被製成微縮膠片，便於跨海保存與複製，使嶺南的制度記憶不至於因政治變動、機構更迭或人員流散而消失。 其二，出版校史。一九六三年，校董會出版了由Charles H. Corbett撰寫的權威校史《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以美國董事會檔案為基礎，記錄嶺南從一八八八年創校至一九五〇年前後的完整歷史。這部校史不只是一本文獻，更是一種制度宣示：嶺南大學的歷史是連續的、可考證的，並非已消失的過去。 其三，等待時機。一九五一至一九九〇年間，隨着中美關係變化與香港社會環境的發展，校董會持續調整使命，把握時機，最終促成香港嶺南書院延續廣州嶺南的辦學精神。雖然財政資源長期有限，校董會仍在困難條件下維持了嶺南的文化脈絡與制度記憶。 一九五一年美籍教師撤離的具體過程，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為期兩天的全校大會結束，全體美國教職員被正式貼上「帝國主義者」標籤，被迫與中國朋友和同事隔離。Frank博士是最後一個離開廣州前往香港的美國人，陳序經校長是唯一冒險為他送行的人。這段歷史細節，見證了政治變局中的人性溫度。 這條線索的重要性，在於它補充了復校運動中常被忽略的制度維度。校友的組織與動員、港澳分校的支撐、崇基書院的經驗，都是復校的重要條件；但若沒有一份可被查證的制度記憶，復校便容易淪為掛名辦學，難以取得政府與社會的認可。紐約校董會所保存的檔案、出版的校史，以及其持續運作所體現的制度連續性，為一九六七年嶺南書院的註冊與辦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歷史正當性。 九、從合一到分治：校友組織的關鍵演進 復校的第一步，是讓散居各地的校友重新凝聚。這一步看似簡單，實則耗費了整整兩年的摸索與改革。 一九五一年，同學會主席陳國儀發起籌建會所。歷經多次失敗，終於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九日，嶺南會所正式開幕。在一九五四年之前，會所與同學會合為一體管理，所有功能集中於同一個機構。這種模式在初期發揮了凝聚作用，但隨着校友隊伍壯大、復校任務日益複雜，合一管理的局限性逐漸顯現。 一九五四年，嶺南人作出了一項影響深遠的改革：將會所與同學會分治。分治之後，兩者各自獨立註冊、財務分開，卻能互為補充、協同發力——會所專注於提供實體聚會場地、日常聯誼與會務運作；同學會則專注於組織校友、策劃大型活動、對外聯絡與募款。這一改革極大地提升了效率，兩個機構各司其職，避免了事權不分、互相拖累的弊端，反而因為分工明確而更能發揮各自所長。 分治後的第一位同學會會長，由曹耀出任（任期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曹耀接掌同學會後，立即推動了兩項影響深遠的工作。 其一，創辦《嶺南通訊》。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嶺南通訊》正式創刊。這份刊物以文字為媒介，將分散在香港、內地及全球的嶺南校友重新連結在一起。在尚未有互聯網的年代，《嶺南通訊》是復校運動最重要的信息紐帶——它讓校友知道彼此仍在，讓復校的討論得以持續，讓捐款與支持得以動員。 其二，曹耀率先動議擴展嶺南中學高中部及建築新校舍，隨後成立擴校籌建委員會並擔任主席。這一動議直接為日後大學復校鋪平了道路——嶺南中學的壯大，為嶺南書院提供了現成的校舍、師資與社會信譽基礎。 從一九五三年的會所成立，到一九五四年的分治改革、曹耀出任同學會主席、《嶺南通訊》創刊、擴校動議提出——短短兩年間，嶺南人完成了從「情感凝聚」到「組織凝聚」再到「行動凝聚」的三級跳。 十、台灣的嘗試與香港的堅持 在嶺南校友以香港為重心展開努力的同時，另一批遷往台灣的校友也未曾放棄復校的夢想。他們的努力，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中。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台灣當局為了因應社會對高等人才的迫切需求，轉而借助原先在大陸的校友力量，正式啟動了「在臺復校」運動。這波復校潮有一個顯著特點：為了快速建立頂尖學術實力，多數學校最初都先成立「研究所」而非大學部。政治大學於一九五四年率先獲准復校，成為第一所在臺復校的公立大學，初期先設行政、新聞等四個研究所。清華大學於一九五五年由原校長梅貽琦主導，因應原子能研究需求而復校，設原子科學研究所於新竹。交通大學於一九五八年由校友推動復校，從電子研究所起家，聚焦半導體與科技領域，日後奠定了台灣電子產業的人才基礎。中央大學則於一九六二年以地球物理研究所復校。輔仁大學亦於一九六一年以天主教背景獲准復校。這波復校潮徹底改變了台灣的高教版圖，透過「先研究所、後大學部」的模式，這些學校在短時間內便為台灣的經濟與科技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正是在這股復校浪潮中，旅美嶺南學長陳香梅——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廣州嶺南大學傑出校友——與其夫婿美國飛虎隊將軍陳納德，共同帶領一批遷台校友，積極嘗試在台灣推動嶺南復校。他們希望借助陳納德的國際聲望與資源，在這波政策開放的窗口期，為嶺南在台灣找到立足之地。 然而，與政大、清華、交大等校不同，嶺南在台灣的復校嘗試最終未能成功。原因並非缺乏熱情，而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台灣的嶺南校友人數遠不及香港，組織基礎薄弱，社會資源不足以支撐一所大學的創辦。相較之下，成功復校的學校大多擁有雄厚的基金支持（如清華基金）、龐大的校友網絡，或特定的政治與學術定位。嶺南在台灣不具備這些條件。 這段歷史雖然短暫，卻見證了全球嶺南人「薪火相傳」的共同意志。陳香梅所動員的國際網絡，雖然未能在台灣落地，但其精神與資源日後以其他方式匯入香港復校的洪流之中。台灣之路走不通後，全球嶺南人的力量更加集中地匯聚到香港，加速了香港復校的進程。 陳香梅的未竟嘗試，也反襯出香港復校成功的重要原因：香港擁有司徒衞早年奠定的中小學教育基礎、龐大的校友社群、成熟的校友組織，以及相對寬鬆的辦學環境。復校之所以最終在香港而非他處實現，並非偶然，而是因為香港積累了最完整的復校條件。 十一、從分治到成功：十五年的累積 分治模式在此後十年中展現了強大效能。會所與同學會各司其職、協同發力，使復校運動從校友情懷逐步轉化為有組織的集體行動。 一九五八年，嶺南會所正式註冊為不牟利有限公司。一九六一年，會所購置中環安樂園大廈12樓為永久會址。同年，嶺南中學校董會、同學會、會所三大組織聯合成立「嶺南教育擴展會」——復校從校友情懷正式轉變為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一九六六年，籌備委員會成立。 復校運動得以持續推進，除了組織制度的完善，更關鍵的是一批校友與社會人士的慷慨支持。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及容啟東等人，在復校過程中出資出力，為嶺南書院的創辦提供了重要的財政與社會資源。 陳德泰是嶺南校友中的積極分子，在復校運動中扮演了聯絡與推動的角色。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一幀照片中，他與曹耀、郭文藻、白約翰會督、富倫博士（Dr. Frank）及簡鑑清學長合影，見證了復校初期的校友團結。 陳德泰對嶺南的貢獻不僅限於香港。他具有遠見，早於一九七〇年代便推動三藩市鎮南同學會的海外校友聯絡工作。他曾建議在美國西岸設立永久會所，率先發起基金二萬元，並允諾若同學會再籌得四萬元，他將配捐四萬元。三藩市鎮南同學會來函稱他為「對三藩市鎮南同學最熱心之贊助人」，並指出：「陳德泰同學雖不幸仙逝，惟其精神，將永遠存在於同學之心目中。」① 陳德泰學長於一九八一年辭世。同年，他的戰友、復校運動另一位核心推動者曹耀學長亦於美國病逝，享年七十五歲②。兩位復校先賢在同一年先後離去，彷彿在完成復校大業後，便將紅灰薪火交予後來者。 林植宣是香港知名實業家，長期支持教育事業。他對嶺南復校的捐助，體現了華商群體對教育回饋社會的信念。黃炳禮同為商界人士，在復校運動中提供了重要的財政支持，使嶺南書院在創辦初期得以克服資金短缺的困難。 容啟東的身份尤為特殊。他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容閎的後人，本身亦為教育界人士。容啟東曾出任香港崇基書院院長，對基督教高等教育在香港的發展有深刻理解。他支持嶺南復校，既延續了容氏家族與中國近代教育的淵源，也體現了崇基書院與嶺南之間在基督教高等教育領域的緊密聯繫——李應林既是嶺南抗戰時期校長，也是崇基書院創辦人之一；容啟東作為崇基書院院長支持嶺南復校，使兩校之間的人脈與理念得以延續。 在這批校友與支持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嶺南書院在司徒拔道嶺南中學校舍正式開課。首批學生約一百三十人，設文、理、商三學院及先修班。學生會同步成立，首屆幹事包括會長胡錦嘗、副會長曹家道（時以「李家道」登記）等。 復校之初百廢待興。胡錦嘗因健康原因退學後，曹家道於一九六八年接任代理會長，並在同年高票當選第二屆學生會會長——這是嶺南書院復校後第一位由同學直接選舉產生的學生領袖，標誌着學生自治制度的正式確立。 這一天，距離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整整過去了十五年。這十五年，嶺南人並非被動等待，而是從零開始，一步步創造復校的每一項條件。 一九七八年，李以力考入嶺南書院大專部先修班。此時書院校董會成員絕大多數皆為廣州嶺南大學老校友。每逢週會，他們總會帶領學生齊聲高唱校歌，細說嶺南故事，並娓娓道來校徽背後的設計巧思與百年校史。在這樣的薰陶下，每一屆學生都對嶺南的根與魂瞭然於心③。 十二、教育版圖的整合：LEO的誕生 復校成功後，嶺南人並未止步。他們深知，要讓嶺南教育體系在香港扎下深根，必須進一步整合資源。 一九六九年，嶺南教育機構（LEO）正式成立。這一機構的核心使命，是實現「嶺中附小及書院管治合一」——將嶺南書院、嶺南中學及其附屬小學納入統一的管理框架，構建一個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LEO的成立，標誌着嶺南教育在香港從「各自為戰」走向「集團作戰」，為日後嶺南書院升格為嶺南學院、最終正名為嶺南大學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回顧嶺南復校的組織演進，會發現一條清晰的辯證軌跡：在校友凝聚層面，嶺南人選擇了「分治」——將會所與同學會分開，各自獨立卻互為補充；在教育發展层面，嶺南人選擇了「整合」——以LEO統一管轄書院、中學及附小。看似道路不同，實則異路同歸。 分治，是為了讓不同功能的機構發揮各自所長，避免相互干擾，從而更高效地服務於「聚人」的目標。整合，是為了集中有限的教育資源，形成規模效應，從而更有力地推進「興學」的事業。無論是分是合，背後都貫穿着嶺南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務實智慧。正是這種靈活而堅定的組織能力，讓嶺南人在十五年艱辛復校路上，始終保持着強大的凝聚力。 十三、伍舜德與伍沾德：從大村膳食到教育捐助 如果說曹耀代表的是「創傷轉化為承擔」，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及容啟東等人代表的是校友與社會力量的集體支撐，那麼伍舜德、伍沾德兄弟代表的則是「共同體生活轉化為公共責任」。 伍沾德與嶺南的淵源，可追溯至戰時大村。本書第四章已記述他在大村膳食小組的經歷——因包伙食商加價而組織學生膳食小組，被推為膳食部長，一學期下來為同學節省近三分之一伙食費。這個細節看似微小，卻極具象徵意義：它說明伍沾德與嶺南的關係，不只是後來富裕後捐款，而是在艱難時期已經參與共同生活與服務。 戰後，伍舜德（一九一二–二〇〇三）與伍沾德（一九二二–二〇二〇）在香港創辦美心餐廳，逐步發展成為香港重要飲食企業。商業上的成功，為他們日後支持教育提供了資源基礎。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嶺南的回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慈善捐贈，而是從共同體內部出發的責任承擔。 年輕時，在大村分配飯食；成年後，在香港支持復校。表面看來是不同的行動，底層卻有相同的邏輯：把自己所能掌握的資源——無論是一鍋飯還是一筆捐款——用於維持與延續共同體。 伍氏兄弟對嶺南的貢獻涵蓋多個層面。他們參與推動一九六七年香港嶺南書院復校，在資金與組織上給予關鍵支持。一九八七年，他們又倡議在中山大學設立嶺南（大學）學院，推動廣州康樂園中的「嶺南」之名重新出現。日後捐建的伍舜德圖書館（一九九五年）、伍沾德堂（一九九八年）等設施，則延續了他們對教育空間的持續投入。 伍氏兄弟的捐助倫理因此具有特殊深度。他們不是外來的慈善家，而是紅灰共同體的內部成員。他們的捐助，是校友把自己生命經驗中所受的教育、友誼、苦難與紀律，重新轉化為制度資源。 十四、陳香梅與台灣的未竟嘗試 在復校運動的版圖中，陳香梅的貢獻值得獨立記述。她代表的是嶺南校友網絡中「國際連結」的維度。 陳香梅是廣州嶺南大學傑出校友，畢業後成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她與美國飛虎隊將軍陳納德結婚後，擁有廣泛的國際人脈與社會資源。一九五〇年代，她與陳納德共同帶領一批遷台校友，積極嘗試在台灣推動嶺南復校。這批校友希望借助陳納德的國際聲望與台灣的教育環境，為嶺南在海外找到新的立足點。 然而，台灣的復校嘗試最終未能成功。原因並非缺乏熱情，而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台灣的嶺南校友人數遠不及香港，組織基礎薄弱，社會資源不足以支撐一所大學的創辦。這段歷史雖然短暫，卻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它說明了全球嶺南人在復校問題上的共同意志。陳香梅所動員的國際網絡，雖然未能在台灣落地，但其精神與資源日後以其他方式匯入香港復校的洪流之中。 陳香梅的未竟嘗試，也反襯出香港復校成功的重要原因：香港擁有司徒衞早年奠定的中小學教育基礎、龐大的校友社群、成熟的校友組織，以及相對寬鬆的辦學環境。復校之所以最終在香港而非他處實現，並非偶然，而是因為香港積累了最完整的復校條件。 十五、復校不是複製康樂園 復校之後，嶺南仍須面對一個根本問題：香港嶺南書院與過去的廣州嶺南大學，是甚麼關係？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能是簡單的「延續」或「斷裂」，而必須承認其中的複雜性。香港嶺南書院不可能完全複製昔日的廣州嶺南大學——校園不同，制度不同，學生背景不同，社會環境不同。若把復校理解為原樣復活，必然失望。但若把復校理解為完全新創，又會切斷紅灰校脈的連續性。 真正的復校，是在新地方承接舊精神，在新制度中延續舊傳統。校徽告訴師生：這仍是嶺南。校歌告訴師生：這仍可被紅灰人共同唱出。校史告訴師生：香港校脈早在一九二二年已開始。校友的參與告訴師生：這是失所後共同守望的結果。紐約校董會的制度延續則告訴社會：嶺南的歷史不是斷裂的，而是一條有檔案可證、有機構可循的連續脈絡。而新入學的學生則告訴所有人：嶺南不只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 今天，嶺南大學已成為香港八大公立大學之一，延續着「紅灰精神」。這份精神，從廣州康樂園的創校，到一九二七年華人自主辦學，到抗戰播遷與大村復校，到一九五一年美籍教師撤離與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到紐約校董會四十年不懈的制度守護，到一九六七年的書院復校，再到今天的大學正名——歷經半世紀以上的磨礪，終在香港落地生根，生生不息。 十六、曹家道的後來回望 曹耀的故事，不能止於一九六七年。 多年後，他的兒子曹家道——一九六七年嶺南書院首屆學生會副會長，一九六八年接任代理會長並當選第二屆學生會會長——成為當代嶺南尋根的重要人物。曹家道旅居溫哥華多年，二〇二三年回港定居。在一次溫哥華校友茶聚中，他從鄧宗泰學長的手機裏看見一張照片——司徒衞墓前矗立着巨型嶺南校徽。這張照片觸動了他，促使他聯同鄒偉霖等香港校友，前往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尋訪先賢墓地。 他們最終在墳場中確認了李應林、司徒衞、陳子橋三位先賢的安息之所，並聯絡上海內外後裔。這一行動，把父親那一代的沙基創傷與復校承擔，轉化為兒子這一代的墓園尋根與記憶整理。 父親在一九二五年用身體記住嶺南。兒子在一九六七年以學生領袖身份參與復校，在二十一世紀用腳步尋回嶺南先賢。這條父子線，使紅灰記憶有了跨代深度。曹耀曾幫助嶺南在香港重建高等教育；曹家道則幫助嶺南後人重新看見那些奠基者與守護者。 十七、小結：跨地域、跨世代、跨制度的接力工程 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七年這十五年，嶺南人用行動回答了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個普遍而沉痛的命題：當一所大學失去原有建制，它是否必然走向消亡？ 嶺南的答案是：不一定。 嶺南之所以能在一九六七年於香港復校，不是因為某一位英雄人物的獨力支撐，而是因為多條保存路線在十五年間同時運作、互相支撐：港澳中小學教育保存了校脈與辦學經驗，澳門嶺南中學維持了完整的教育階梯，崇基書院提供了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辦學經驗與制度參考，紐約校董會持續運作四十年、保存檔案、出版校史，守護了嶺南的制度記憶與歷史正當性，《嶺南通訊》維繫了全球校友的信息連結，會所與同學會的分治改革提升了組織效率，曹耀、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容啟東、伍舜德、伍沾德等校友及社會支持者提供了領導力與財政支持，台灣的陳香梅等人雖然未竟全功，卻證明了全球嶺南人的共同意志。 十五年，不是等待。從會所與同學會的合一到分治，從曹耀創辦《嶺南通訊》、動議擴校，到陳香梅在台灣的未竟嘗試，再到一九六七年嶺南書院開課、一九六九年LEO成立——每一步都是嶺南人用汗水與信念踏出來的。 司徒衞未能親眼看見這一天。他於一九六一年離世，距離復校尚有六年。但復校與他有深刻關係。他設計的校徽，使離散校友仍可相認；他創辦的香港分校與澳門分校，為復校提供了教育基礎與社會認知；他在大村證明的「嶺南可以重新開始」，為復校提供了精神先例。一九六七年復校，可視為司徒衞未竟之功的一次歷史回應。 而曹家道作為復校首屆學生領袖，親身參與了這一歷史時刻。從父親曹耀的復校推動，到兒子曹家道的學生會擔當與後來的墓園尋根——這一家族兩代人的足跡，本身就是紅灰精神跨代傳承的縮影。 今天，嶺南大學已成為香港八大公立大學之一。這份成果，是港澳兩個分校網絡、全球數以千計的校友、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容啟東等社會支持者的慷慨相助、崇基書院的辦學經驗、紐約校董會四十年不懈的制度守護、海外檔案庫中的微縮膠片，以及一代復校學長無私的付出，共同匯聚而成的。十五年，不是空白；十五年，是一場跨地域、跨世代、跨制度的接力工程。 第七章　廣州回聲：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與康樂園復名 章旨 一九八〇年代，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與政策調整，一批嶺南校友圍繞「廣州復校」展開討論，提出四種不同論述。一九八八年，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成立，「嶺南」之名在康樂園復現。本章論證：復名不是復舊，而是康樂園的歷史回聲——它與香港復校共同構成了紅灰精神的雙重延續。 一、一九五二年後的康樂園：沉默與多重記憶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康樂園成為中山大學校園。嶺南大學的建築、樹木、道路仍在，但「嶺南」二字不再出現在大學的正式名稱中。 對留在廣州的嶺南人而言，這是一種特殊的沉默。他們每天走過懷士堂、格蘭堂、黑石屋，卻不能再稱之為「嶺南」；他們仍在康樂園教書、學習、生活，但所屬的機構已更名為中山大學。校園的物質形態幾乎沒有改變，但制度身份已經斷裂。 這種沉默持續了三十餘年。其間，嶺南的記憶主要以私下形式存在——老校友之間的聚會、家庭中的口述、私人收藏中的照片與文獻。康樂園在公開敘事中屬於中山大學，但在紅灰人的心中，它始終是嶺南的原鄉。 二、改革開放與復校契機 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高等教育體制逐步調整，一些在院系調整中被撤銷的院校開始討論復校或復名。 一九八〇年代初，嶺南校友開始醞釀在廣州恢復嶺南大學的構想。這一討論的背景，既有改革開放帶來的政策空間，也有校友對母校的深切懷念。一九八四年，中山大學嶺南校友聯絡處成立，成為推動復校討論的重要平台。 三、四種復校論述 圍繞「廣州復校」，校友中出現了四種主要的論述方向。 李毓宏：歷史平反論。 李毓宏是嶺南大學一九四三年榮社校友。他認為，嶺南大學自一九二七年起已由華人自主辦學，不應再被定性為「教會大學」。他主張在改革開放與平反政策的框架下恢復嶺南大學，強調嶺南的國際性與華僑性正符合國家四個現代化的需要。對李毓宏而言，復校首先是歷史平反——為嶺南大學三十多年來所受的不公正對待作出糾正。 郭子明：理性策略論。 郭子明是嶺南大學一九五五年爐社校友。他承認復校要求「合情合理」，但強調此事牽涉政治與行政現實，主張冷靜分析形勢、避免過度糾纏歷史是非、採取可行措施。他曾提出將中山大學遷回石牌原址、康樂園恢復嶺南大學的行政構想。對郭子明而言，復校需要策略，不能只靠情感。 余從安：原址恢復論。 余從安是嶺南校友。他強調康樂園是嶺南大學的本來校園，認為復校不應只是一個抽象校名，而應包括原址、校格與歷史尊嚴的恢復。他主張為嶺南大學所受的不公正對待作出平反，重返康樂園。對余從安而言，復校必須在原址。 謝扶雅：現實新辦論。 謝扶雅是嶺南校友、嶺南大學前哲學系教授。他提出「深圳方案」，建議將香港嶺南學院遷至深圳並擴展為大學，專攻國際貿易與商業管理。此方案避開康樂園歸屬爭議，利用深圳特區政策優勢與香港嶺南資源。對謝扶雅而言，復校不必拘泥於康樂園，可以在新地點創造新可能。 四、四種論述之比較 這四種論述反映了嶺南人對「復校」的不同理解： 論述 代表人物 核心主張 對康樂園的態度 歷史平反論 李毓宏 糾正歷史定性，恢復嶺南之名 必須在原址 理性策略論 郭子明 冷靜分析形勢，採可行措施 可協商 原址恢復論 余從安 回歸康樂園，恢復校格與尊嚴 必須在原址 現實新辦論 謝扶雅 另闢新址，利用深圳政策優勢 可放棄 四種論述雖有分歧，卻共享一個前提：嶺南不應只存在於記憶中，而應在制度層面重新出現。 五、復校訴求背後的三重意義 這四種論述背後，隱含三重更深層的意義： 第一，母校情懷與身份確認。 對老校友而言，「嶺南」不只是一個校名，而是他們青春歲月、師生情誼、教育養成的總和。復校討論是他們確認自身身份的行動——他們不想成為一所「已消失大學」的校友，而希望母校仍以某種形式存在於世上。 第二，教育理念與辦學自主的再現。 嶺南大學在抗戰時期大村辦學、戰後陳序經校長招募學者、重視博雅教育與服務精神的傳統，使校友相信嶺南的教育理念仍有當代價值。復校不只是恢復一個名字，而是恢復一種辦學精神。 第三，文化自信與改革開放的回應。 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國，正處於重新評價歷史、調整政策的階段。校友的復校討論，也呼應了當時社會對歷史創傷的梳理與修復期望。 六、從廣州復校到嶺南學院：理想的部分實現 復校討論持續數年，最終未能實現「嶺南大學」在廣州的完全復校。但一九八八年，一個重要的部分成果出現了——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成立。 嶺南學院的成立，使「嶺南」之名在康樂園重新出現。這不是嶺南大學的復校，而是中山大學下屬的一個學院。對許多校友而言，這既是遺憾，也是安慰——遺憾的是未能恢復完整的大學建制，安慰的是「嶺南」二字終於重新回到了康樂園。 學院的課程設置，繼承了嶺南大學經濟學系的傳統。首批師生中，有部分來自原嶺南大學的教授與職員。學院亦獲得了香港嶺南校友的捐助支持——伍舜德、伍沾德等校友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七、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成立 一九八八年，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正式成立。學院以原嶺南大學經濟學系為基礎，首批設經濟學、國際貿易、金融等專業。學院成立後，迅速成為中山大學最具活力的學院之一，並在國際交流與學術研究方面取得顯著成績。 嶺南學院的成立，標誌着「嶺南」之名在制度層面的正式回歸。雖然這不是嶺南大學的復校，但對紅灰人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象徵——康樂園不再只屬於中山大學的記憶，也重新成為嶺南記憶的一部分。 八、伍氏兄弟與校友回流 伍舜德、伍沾德兄弟在香港復校中已是關鍵推動者。在廣州復名過程中，他們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伍舜德捐建伍舜德圖書館（一九九五年），伍沾德捐建伍沾德堂（一九九八年），使嶺南學院的硬體設施逐步完善。 此外，一批原嶺南大學的教授與校友也陸續回流康樂園。他們或任教於嶺南學院，或參與學院建設，或為學院提供學術與管理支持。這些回流，使嶺南學院的師資與管理帶有「紅灰」色彩。 九、香港與廣州的雙重延續 一九六七年香港復校與一九八八年廣州復名，構成了紅灰精神的雙重延續。 香港嶺南大學（前嶺南書院）走的是「制度重建」之路——在另一地重新建立高等教育實體，從書院到學院再到大學，逐步完成制度復原。 廣州嶺南學院走的是「名字回歸」之路——在原址上重新喚回「嶺南」之名，雖然不是完整的復校，卻使康樂園重新成為嶺南記憶的空間載體。 兩條路徑，相互補充。香港保存了嶺南的教育制度與辦學傳統，廣州喚回了嶺南的原鄉空間與歷史記憶。沒有香港的復校，嶺南的教育血脈可能中斷；沒有廣州的復名，康樂園可能永遠只屬於另一個名字。 十、「復名」不是「復舊」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成立，不是「復舊」，而是「復名」。它沒有恢復嶺南大學的完整建制，而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中，讓「嶺南」二字重新合法地出現於康樂園。 這種「復名」的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替代方案——當完整復校不可行時，部分復名仍然可以保存共同體的名稱與記憶。對紅灰人而言，「嶺南」二字本身就是一種形式，一種可被攜帶、可被重新使用的形式。 正如校徽中的八棵荔枝樹，無論身在何處，只要看見那八棵樹，便能認出嶺南。同樣，無論是香港嶺南大學還是廣州嶺南學院，只要「嶺南」之名仍在，紅灰人便能找到彼此。 十一、校徽的回聲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校徽，僅保留了一棵荔枝樹。 這棵孤單的荔枝樹，與香港嶺南大學校徽中的七棵、澳門嶺南中學校徽中的八棵形成對比。一棵樹，是一個簡化的版本，也是一個歷史的印記。 它告訴觀看者：嶺南仍在，但已不是原來的嶺南。它提醒紅灰人：形式可以簡化，但名稱不能遺忘。 十二、復名之後的責任 一九八八年後，嶺南學院繼續發展，成為中山大學最具國際聲譽的學院之一。但「嶺南」之名的回歸，同時帶來了責任。 責任在於：不能只滿足於「嶺南」二字的重新出現，還需要讓這個名字繼續承載教育的理想——博雅教育、全人培養、服務社會。責任在於：不能讓「嶺南」只是一個學院的名稱，而要讓它繼續成為紅灰人的精神家園。責任在於：不能讓廣州復名與香港復校各自孤立，而要讓兩者互相照亮，共同構成嶺南精神的完整敘事。 十三、小結：復校不是懷舊，而是校格、歷史與現代化的再論述 廣州的復校討論，雖然未能實現完整復校，但其意義遠超出一次未成功的倡議。它展示了嶺南人在不同政治與制度條件下，如何以不同方式維持共同體的生命力。 李毓宏的歷史平反論、郭子明的理性策略論、余從安的原址恢復論、謝扶雅的現實新辦論——四種論述各有道理，但共享一個前提：嶺南不應只是過去，而應有未來。 這種對未來的關注，使復校討論超越了懷舊。它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新論述嶺南的價值——嶺南的校格、嶺南的歷史、嶺南在現代化中的角色。 一九八八年後，廣州復名與香港復校並行，構成了紅灰精神的雙重延續。一條路在香港，一條路在廣州。兩條路都通向同一個目標：讓嶺南不僅存在於記憶中，也存在於現實中。 第八章　墓園尋根：薄扶林山路上的紅灰再相認 章旨 薄扶林基督教墳場的山坡上，司徒衞的墓前矗立着一枚嶺南校徽。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着——這是嶺南百年史中最動人的回環之一。本章論證：墓園尋根不是懷舊，而是當代紅灰人重新確認身份的行動。 一、一枚校徽立在墓前 薄扶林基督教墳場位於香港島西南角，依山面海，安靜而遼闊。在一片碑石之間，有一方墓前的標誌格外不同——那是一枚巨大的嶺南校徽，紅灰圓形圖案，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被凝縮其中。 路過的人若不知底細，大概只會當作普通墓碑裝飾。但紅灰後人看見它，便知道墓中安息的是誰。 那是司徒衞的墓。 而他墓前那枚校徽，正是他親手設計的。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着。一所學校的精神，竟能在一枚校徽中保存下來，跟隨師生遷徙到香港、粵北、海外，最後又回到設計者的墓前，等待後人辨認。 二、一張照片的觸發 二〇二一年，溫哥華唐人街某茶樓。嶺南校友週二聚會，鄧宗泰學長向曹家道展示了一張手機照片——薄扶林山坡上，司徒衞墓前矗立着那枚巨大的嶺南校徽。紅灰圓形圖案在墓園的靜默中格外醒目，彷彿一個等待了半個多世紀的暗號。 周圍校友紛紛圍觀，議論校徽與嶺南先賢的往事，卻無人追問墳墓的確實地點。曹家道低聲追問：「這是誰？」鄧宗泰答道：「司徒衞校長。」說完便收回手機，不再言語。 那枚山坡上的校徽，深深印在曹家道腦海。接下來兩年，他時常想起這張照片，卻始終沒有行動。 二〇二三年，曹家道回到香港。當記憶裡的畫面再度浮現，他打給鄒偉霖：「我在溫哥華看過一張照片，山坡上的墳墓立著嶺南校徽，是司徒衞校長的，我們去找。」鄒偉霖只回了一句：「好。」 兩人開始尋找。翻閱校友留言、對照衛星地圖、訪問老校友，埋頭翻讀舊刊物《嶺南通訊》，終於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九期裡找到記載：司徒衞校長葬於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墓前立有嶺南校徽①。 三、鄒偉霖的墓園之行 一個天晴的早上，二人走進廣大的薄扶林墳場。沒有精確位置，只能沿山路逐個查看墓碑。漫長搜尋近一小時，正要轉換路徑，鄒偉霖停步：「這邊。」 草坡綠草萋萋，樹影搖曳。眼前的墓碑，和記憶中照片完全一致。曹家道湊上前，看清碑文，心底一震：果然是司徒衞校長。 曹家道靜靜站在墓前。一張照片，把一段厚重的歷史簡化成一幅畫面，可這份簡化是殘缺的。相片告訴他墓主的名字，卻給不了真實的現場。唯有親自走過曲折山路，查閱文獻，站在實實在在的墓碑之前，碎片般的影像，才還原成活生生的歷史。 照片只是起點。真正的認識，要等到親自尋獲的那一刻，才正式開始。 他們還確認了李應林、陳子橋兩位先賢的墓地，並聯絡上海內外後裔。這一行動，把父親那一代的沙基創傷與復校承擔，轉化為兒子這一代的墓園尋根與記憶整理。 四、墓園作為記憶的錨點 薄扶林墳場不是嶺南的校園，但它成了嶺南記憶的一個重要錨點。因為司徒衞在那裏，因為校徽在那裏。 一個共同體需要記憶的錨點——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具體的地方、具體的墓碑、具體的校徽。當紅灰後人走進那座墳場，站在那枚校徽前，他們不是在憑弔一個逝去的人，而是在確認自己與一段歷史的關係。 墓園尋根，不是懷舊。懷舊是停留在過去，尋根是為了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 五、小結：設計者與被守護者 司徒衞守護了嶺南的形式。而在他身後，那枚校徽守護着他的名字。 路過的人也許不知其意，但紅灰後人知道：那裏有一位曾為嶺南造形的人。當他們離開墓園，回望那枚校徽，便會明白——歷史不是死去的時間，而是等待被重新辨認的召喚。只要有人願意停下腳步，看見、記得、整理、講述、承擔，過去便不會沉默。 紅灰仍在。校徽仍在。回家的路仍在。 第九章　司徒衞精神遺產與今日嶺南 章旨 本章集中論述三位先賢的歷史定位、司徒衞墓前校徽的象徵、身後賻金轉化為助學金的制度回應、安息禮拜與舉殯哀榮的歷史場景，以及從水彩到玻璃窗的信仰藝術傳承。司徒衞以一生守護嶺南的形式，而嶺南後人則以記憶、制度與行動守護他的名字。 一、三位先賢，三種歷史定位 在嶺南百年史中，陳子橋、李應林、司徒衞三位先賢各自代表了一種獨特的歷史定位。 陳子橋：落地生根。 清末民初，嶺南從美國傳教教育網絡進入華南，能否在廣州落地辦學，並非理所當然。陳子橋聯合四百餘名廣州士紳聯署奔走，促成嶺南落戶廣州。他親送兒子陳少白入學，陳少白成為嶺南首位註冊報讀的學生，日後成為清末革命先驅，與孫中山並稱「四大寇」。陳子橋代表的是嶺南在廣州從外來機構轉化為本地教育力量的關鍵一步。 李應林：戰火守護。 抗戰期間，李應林率領嶺南師生從廣州到香港、從香港到粵北大村，在戰火中堅持辦學。他拒絕教育部「改國立」的條件，堅持私立獨立辦學，為嶺南保存了制度獨立性與精神傳統。戰後他參與創辦崇基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之一。李應林代表的是嶺南在國家危難之際守住教育火種的決心與行動。 司徒衞：形式守護。 司徒衞以校徽使嶺南可見，以校歌使嶺南可唱，以分校使嶺南可遷移，以水彩使嶺南可被記憶，以玻璃窗使信仰在光中說話。他一生反覆為嶺南創造可延續的形式，使嶺南在失去原有空間之後，仍能被看見、被唱出、被辨認。 三位先賢，三種定位：落地生根、戰火守護、形式守護。三者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嶺南百年史的精神支柱。 二、身後：賻金與助學金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司徒衞逝世後，嶺南校友與社會各界致送賻金。曹耀與嶺南同學會核心成員共同商議，決定將這筆賻金轉化為教育資源，設立司徒衞紀念助學金，使逝者的生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參與嶺南的未來①。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發布聯合通告，向校友報告司徒衞逝世消息及賻金處理方案。這份通告，是紅灰共同體對一位終身守護者的集體回應：不以現金分配為歸宿，而以教育延續為方向。司徒衞一生為嶺南守護形式，身後，嶺南人以助學金這種形式守護他的名字。 三、安息禮拜與舉殯哀榮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司徒衞安息禮拜在循道會堂舉行。據《華僑日報》報導，前一日下午已在萬國殯儀館舉行大殮，約三百餘人參加②。出殯當日，扶靈者包括香港嶺南中學校長錢乃信博士、澳門嶺南中校長黎藻鑑、崇基學院院長容啟東博士、金銀貿易場子弟學校監督何善衡、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黃炳禮、三藩市同學會主席嚴泮欣、嶺南會所主席韋基球、嶺南中學學生代表屠千麟，以及曹耀與李炳超等人③。棺面蓋上嶺南大學校旗，後隨執紼人眾數百人，直向循道會堂行進。安息禮拜由林植宣報告生平，何明華會督祝福④。 送殯隊伍從禮拜堂延伸至薄扶林墳場的山路，紅灰校友與社會各界人士肅立道旁，向這位一生守護嶺南形式的教育家作最後告別⑤。 四、墓前校徽：設計者與設計的永恆回環 司徒衞墓前那枚巨型嶺南校徽，是全書的起點，也是全書的終點。 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着。一所學校的精神，竟能在一枚校徽中保存下來，跟隨師生遷徙到香港、粵北、海外，最後又回到設計者的墓前，等待後人辨認。這或許是嶺南百年史中最動人的回環。 那枚校徽立在山坡上，承受風雨，承受時間。路過的人也許不知其意，但紅灰後人知道：那裏有一位曾為嶺南造形的人。 五、從水彩到玻璃窗：光中的信仰圖像 司徒衞的藝術創作，不僅限於水彩與校徽。戰後香港時期，他擔任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建堂值理，親手繪製紅磚舊堂的玻璃窗，主題為「創造與拯救」。 如果說校徽是「可見的嶺南」，水彩是「記憶的嶺南」，那麼玻璃窗便是「光中的嶺南」——信仰敘事透過色彩與光線的結合，使走進禮拜堂的人，在光影中感受超越文字的故事。 校徽是眼睛的記憶，水彩是風景的記憶，玻璃窗是光的記憶。三者都是形式，只是媒介不同⑥。 六、紅灰精神的全球校友網絡 司徒衞逝世後，紅灰精神並未隨之消散，而是透過全球校友網絡持續傳承。 在溫哥華、多倫多、三藩市、紐約、悉尼、倫敦——凡有嶺南校友的地方，就有紅灰的聚會。這些聚會不是正式的會議，不是制度性的活動，而是最樸素的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二〇二五年，「紅灰天地」平台迎來十週年紀念。這個以「紅灰」命名的當代校友平台，見證了紅灰精神在數碼時代的延續——它讓分散全球的嶺南人，仍能透過網絡找到彼此，分享記憶，傳承精神⑦。 李以力學長在《紅灰薪傳》中回憶他與校徽的三段緣：一九七八年入學時從老校友口中了解校徽故事，一九八一年以學生會會長身份組織「嶺南回顧團」赴廣州康樂園尋根，二〇一三年擔任同學會主席期間推動紅灰傳承活動⑧。這些個人記憶，正是紅灰精神在當代校友網絡中持續流動的縮影。 七、校徽仍在，血脈仍在 一九六一年，司徒衞逝世。 但校徽仍在。紅灰仍在。校歌仍在。助學金仍在。薄扶林墓前那枚校徽，仍在風雨中守護着設計者的名字。 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這不僅是司徒衞的命運，也是嶺南的命運——因為司徒衞一生創造的形式，已成為嶺南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身處何地，只要看見那枚校徽，紅灰人便能認出彼此，找到回家的路。 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註釋 （為節省篇幅，各章註釋已於此前完整輸出，此處從略。） 由於篇幅較長，我將第十章至第十三章、後記及附錄目錄濃縮輸出，確保涵蓋全書收束部分的核心內容。 第十章　紅灰記憶工程：從尋根到傳承 章旨 尋根不是終點。曹家道、鄒偉霖等校友在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尋回司徒衞、李應林、陳子橋等先賢墓地，固然令人感動；但若這些發現只停留在幾位校友的手機相簿、茶聚講述或私人記憶中，它們仍然容易再次散失。歷史最怕的，不只是被遺忘，而是被短暫記起後又重新遺忘。 因此，尋根之後，必須有整理。整理之後，必須有保存。保存之後，必須有教育。教育之後，才談得上傳承。 本章論述的「紅灰記憶工程」，不是單一展覽，也不是一本書或一次追思會；它是一套長期工作，把散落於廣州、香港、海外、墓園、校友家庭、學校檔案與私人收藏中的嶺南記憶，重新編織成可查、可看、可講、可學、可承擔的共同體記憶。司徒衞一生用形式守護嶺南。今日的紅灰人，也需要用新的形式守護他與他那一代人的故事。 一、為何需要記憶工程？從碎片到系統 許多人以為，只要大家「記得」就可以。但共同體記憶若沒有工程化整理，往往難以跨代延續。第一代親歷者可以口述，第二代可以聽父母講，第三代開始只剩模糊印象；再過一代，若沒有檔案、圖像、文字與制度化教育，記憶便會迅速淡化。 嶺南歷史尤其需要記憶工程，因為它經歷過多重斷裂：戰爭播遷、香港淪陷、粵北大村艱苦辦學、1952年院系調整、廣州香港海外三地分流、舊校友逐漸凋零、私人檔案散佚、墓地資料不易查找、水彩素描照片與信件可能分散於家族收藏中。這些斷裂使嶺南記憶既豐富又脆弱——豐富，是因為它遍布多地，有大量人物、故事、符號與物件；脆弱，是因為它不集中，若無人整理，便很容易消失在家庭搬遷、紙張老化、校友離世與機構變遷之中。 目前嶺南記憶常以碎片形式存在：一張墓前校徽照片、一段溫哥華茶聚分享、一幅司徒衞水彩、一本舊校刊、一封校友信、一張大村茅屋照片、一份助學金資料、一篇關於伍氏兄弟捐助的報道、一段曹耀受傷的家族回憶、一塊堂名匾額、一首校歌、一枚舊校章。這些碎片各自珍貴，但若不能連接，便難以看出其整體意義。 紅灰記憶工程的第一步，是把碎片編成系統。這個系統至少應包括：人物系統（整理嶺南重要人物的生平、關係、職務、貢獻與墓地資料）、地點系統（整理澳門、廣州康樂園、香港跑馬地、鳳輝台、司徒拔道、粵北大村、薄扶林墳場、海外校友聚集地等空間的歷史變遷與相互關係）、事件系統（整理校徽設計、香港分校創辦、沙基六二三、大村重建、1952院系調整、1967復校、1988復名、當代尋根等關鍵事件）、物件系統（整理校徽、校歌、畫作、照片、文獻、紀念品、墓碑、匾額與校友刊物），以及主題系統（整理紅灰精神、形式守護、離散保存、教育捐助、美育傳統、校友倫理、復校與尋根等貫穿百年歷史的核心主題）。一旦碎片被放入系統，歷史便會變得可理解。 二、建立「嶺南先賢墓地資料庫」 墓園尋根最直接的延伸，是建立「嶺南先賢墓地資料庫」。這項工作非常具體，也非常迫切。 許多墓碑經年受風雨侵蝕，碑文字跡可能逐漸模糊；墓園環境亦可能因維修、植被、道路變化而使尋訪更加困難。若不及時記錄，未來可能失去重要線索。資料庫應包括：先賢姓名、中英文姓名及別名、生卒年份、嶺南身份與職務、墓園名稱、墓區與行列或可定位資訊、GPS座標或精確位置描述、墓碑正面側面與全景照片、碑文全文錄入、校徽或十字架或家族徽記等圖像元素、墓地現狀、尋訪日期、尋訪者姓名、相關文獻來源，以及是否需要修葺或保護的評估。 這不只是紀念工程，也有研究價值。墓碑上的英文名可幫助比對海外檔案；生卒年份可校正校史資料；家族合葬資訊可引出後人口述；墓地位置可顯示人物之間的社群關係；墓前校徽可反映校友情感與身後紀念方式。這類資料庫若能由香港、廣州、海外校友共同參與，將成為紅灰記憶的重要基礎建設。 三、司徒衞作品與視覺檔案整理 司徒衞不僅留下校徽，也留下水彩與素描。這些作品應被視為嶺南視覺檔案，而非單純藝術收藏。 本書第五章已詳細論述司徒衞水彩的藝術價值與檔案價值。在此基礎上，記憶工程的任務是為這些作品建立系統化的目錄與數碼檔案。具體而言，可建立「司徒衞視覺作品目錄」，內容包括：作品題名、媒材、尺寸、創作年份或估計年份、描繪地點、畫中建築或山水或人物、簽名與題跋、收藏者、來源與流傳過程、高清掃描檔案、保存狀況、與校史事件的關聯，以及是否曾展出或出版。 2008年，美國嶺南基金會將司徒衞遺存作品逾二百件捐贈予嶺南大學圖書館，由基金會主席劉鳳瓊博士代表捐贈，陳玉樹校長親自主持接收儀式。這批作品已分「戰前康樂園」「戰時嶺大村」兩大系列完成高解析度掃描，公開納入數碼平台。2019年，《司徒衞的藝術世界：紅灰精神》展覽與畫冊出版，使這批作品進入公眾視野。這些都是記憶工程已有的重要基礎。 若作品分散於家族、校友、學校或私人收藏，便需要主動徵集線索。可以透過校友會通訊、網上平台、展覽呼籲與家族訪談，尋找更多尚未被公開的作品。司徒衞曾用畫筆保存嶺南，今日我們整理他的畫作，就是用檔案方式保存他的保存。 四、口述歷史：趁記憶仍在 口述歷史是紅灰記憶工程中最不能拖延的一環。 許多老校友、先賢後人、教師家屬與早期香港嶺南人士仍可能保存珍貴記憶：父輩如何談康樂園，家中是否收藏校徽，是否知道司徒衞畫作來源，是否參加過復校籌款，是否記得1967年復校典禮，是否聽過大村故事，是否知道某位先賢墓地位置。這些記憶若不及時訪談，便可能永遠失去。 口述歷史訪談可分幾類：老校友訪談（記錄學生生活、校歌校徽記憶、復校經驗與校友情感）；先賢後人訪談（記錄家族保存的照片、書信、畫作、墓地與私人物品）；復校參與者訪談（記錄1952至1967年期間籌備、捐助、組織與面對的困難）；香港中小學校脈訪談（記錄司徒衞創辦分校後的香港教育傳承）；廣州康樂園與嶺南學院相關人士訪談（記錄1988年復名後如何理解與接續舊嶺南傳統）。 口述歷史不應只靠即興聊天，而需有基本規範：錄音錄影、取得同意、整理逐字稿、標註日期地點、保存原始檔案、建立索引，並在適當情況下公開給研究者使用。人的記憶會淡，但錄下來便可成為後人的入口。 五、數碼化與開放平台 現代記憶工程離不開數碼化。嶺南記憶分散多地，若只靠實體收藏，使用者很難接觸。建立數碼平台，可以讓香港、廣州、海外校友與研究者共同參與、共同使用。 平台可包含：人物資料庫、墓地地圖、校徽與校歌專頁、司徒衞作品圖錄、大村口述與圖片、沙基六二三相關資料、1952院系調整文獻、1967復校檔案、1988嶺南學院復名資料、校友捐助與助學金資料、歷史時間線、地圖視覺化，以及互動徵集入口。 數碼平台最重要的是讓資料「可找」。很多歷史不是不存在，而是找不到。若照片沒有標題，後人不知道誰在畫面中；若墓地沒有位置，後人不能尋訪；若口述沒有索引，研究者難以引用。數碼化不是簡單掃描，而是建立可檢索的結構。每一份資料都應有基本元數據，例如日期、人物、地點、來源、版權、關鍵詞、簡介與相關事件。這樣，碎片才真正進入公共記憶。 六、展覽與校史教育 紅灰記憶工程不應只服務研究者，也應面向學生與公眾。展覽與校史教育是兩個相輔相成的途徑。 2019年，《司徒衞的藝術世界：紅灰精神》巡迴展覽先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嶺南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舉辦，證明這類展覽的感染力與教育價值。未來若能持續舉辦並加入墓園尋根與記憶工程的最新成果，展覽將成為紅灰精神跨代傳播的重要渠道。 校史教育則需要進入新生教育、校慶活動、校友日與通識課程之中。形式可以多樣：新生校史導覽、校徽故事短片、司徒衞水彩工作坊、墓園尋根紀錄片放映、大村體驗式展覽、校歌共唱與講解、校友口述播放、沙基六二三專題講座、香港復校與廣州復名雙城地圖展示，以及鼓勵學生參與校史研究的計劃。校史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求學生懷舊，而是讓他們理解自己身處的學校並非從無到有，而是由許多人在不同時代用生命、傷痕、金錢、信念與形式托舉而成。知道來處，才能理解責任。 七、跨機構合作：廣州、香港、海外 紅灰記憶工程不能只由一方完成。廣州有康樂園與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香港有嶺南大學、香港嶺南中小學、校友會與薄扶林墓園線索，海外有校友網絡、家族收藏、茶聚記憶與私人檔案。 三方各有資料，也各有盲點。廣州掌握原鄉空間與1952年後復名資料；香港掌握復校、司徒衞墓地、香港校脈與近代校友組織資料；海外掌握離散校友、口述記憶、照片與捐助故事。若各自保存，歷史便會破碎。若能合作，紅灰記憶將更加完整。 可以建立「嶺南百年記憶協作計劃」，由相關機構與校友代表共同推動，定期交流資料、共同舉辦展覽、建立共享目錄、支持研究出版與學生交流。這樣，廣州、香港、海外便不再只是三個地點，而成為同一記憶網絡的三個節點。司徒衞當年設計的校徽，本身正是跨地域的符號——它既屬於廣州，也屬於香港，也屬於全球紅灰人。記憶工程的跨機構合作，正是這種跨地域性的當代表現。 八、從記憶到責任 紅灰記憶工程的目的，不只是保存過去，而是喚起責任。記憶若只停留在感動，容易消散；記憶若轉化為責任，才會持久。 司徒衞守護形式，是責任。李應林維持大村，是責任。曹耀參與復校，是責任。伍氏兄弟捐助教育，是責任。曹家道與鄒偉霖尋訪墓園，也是責任。 今日的新一代紅灰人，也需要問：我們能承擔甚麼？有人可以捐出家中舊照片，有人可以接受口述訪談，有人可以幫忙整理檔案，有人可以參與墓地定位，有人可以撰寫人物傳記，有人可以設計數碼平台，有人可以策劃展覽，有人可以資助助學金，有人可以把校史講給學生聽。每個人都可用自己的方式加入記憶工程。共同體不是靠少數偉人保存，而靠許多人在不同位置上承擔。 九、小結：讓記憶有家可歸 司徒衞墓前的校徽，不只是一個標記，也是一個提問。它問每一個看見它的紅灰人：你看見了嗎？你記得嗎？你願意傳承嗎？ 紅灰記憶工程，就是對這個提問的集體回答。它把墓園尋根的感動，轉化為資料庫、口述訪談、數碼平台、展覽、校史教育與跨機構合作。它讓碎片變成系統，讓私人的追思變成公共的資源，讓一代人的記憶成為下一代可學習的歷史。 尋根的目的，不是停在墓前。尋根的目的，是讓活着的人重新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又應該往哪裏去。司徒衞用一生守護嶺南的形式，今日的紅灰人，就用記憶工程守護司徒衞的名字，也守護所有為嶺南付出過的人的名字。這樣，紅灰精神便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項仍在進行中的共同事業。 第十一章　結語：形式守護者與回家的路 章旨 全書從一枚墓前校徽出發，終將回到那枚墓前校徽。本章為全書收束，回應總序中提出的問題，並對紅灰精神的未來做出展望。 一、甚麼是形式守護者？ 一枚墓前校徽，原本只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山坡上的一個靜默標記。 它不會說話，不會主動解釋自己，不會告訴路過的人墓中人曾是誰，也不會說明這枚校徽為何立在這裏。 可是，當紅灰後人看見它，歷史便開始重新發聲。 因為那不是普通圖案。那是嶺南校徽，是司徒衞設計的共同體標誌；而它所在之處，正是司徒衞自己的墓前。於是，設計者與設計、死亡與延續、墓園與校史、個人與共同體，在一瞬間聚合。 本書從這枚墓前校徽出發，走過嶺南百年的許多道路：廣州康樂園、香港分校、上海與澳門的拓展、西貢的海外篇章、沙基六二三、大村茅屋、1952年的制度失所、1967年的香港復校、1988年的康樂園復名、溫哥華茶聚、薄扶林尋根、教會玻璃窗的光影，以及今日的紅灰記憶工程。 一路走來，我們逐漸看見一個人，也看見一所學校。那個人是司徒衞，那所學校是嶺南。 司徒衞不只是嶺南校徽設計者，不只是香港分校創辦人，不只是戰時大村建設者，不只是水彩畫者，也不只是教會玻璃窗的創作者。他是一位「形式守護者」：在歷史動盪、校園遷徙、制度斷裂與記憶散失之中，為嶺南留下可以被辨認、被攜帶、被重建、被觀看、被追思、被傳唱的形式。 而嶺南之所以能在百年風雨中沒有完全散去，正因這些形式一再發揮力量。 二、校徽：把原鄉變成可攜帶的身份 司徒衞最重要的形式創造，是嶺南校徽。它以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等意象，把康樂園與廣州地景凝縮成一個可辨認圖案，使「嶺南」從一個地點，成為一種可移動的身份。 當嶺南仍在康樂園時，校徽使學生知道自己屬於哪裏。當嶺南遷往香港與大村時，校徽使人明白嶺南不只是一塊土地。當1952年後紅灰失所時，校徽使離散校友仍可相認。當香港復校時，校徽使新校脈能承接舊傳統。當墓前校徽被重新看見時，校徽又把後人帶回設計者身邊。 三、香港分校：把校脈移植到另一岸 1922年，司徒衞創辦香港嶺南分校。這一行動在當時也許只是教育擴展，但從百年後回看，它幾乎像是為嶺南未來預備了一條生命線。1952年後，當廣州嶺南大學獨立建制被終止，香港已有紅灰教育基礎。1967年香港嶺南書院復校，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建立在這條早已存在的校脈之上。 司徒衞未能親眼看見1967年，但他的1922年已經在為1967年鋪路。 四、大村：在茅屋中重建大學 抗戰時期的大村，是嶺南精神最嚴酷的考驗之一。沒有康樂園，嶺南還是不是嶺南？在茅屋、竹織批蕩、桐油燈、深井水與膳食自治中，教育是否仍能維持尊嚴？大村的答案是：可以。 李應林、司徒衞與師生在粵北山村中重建課堂，使嶺南在戰火中沒有中斷。大村證明，嶺南不只是建築，而是一套可被重新組合的教育形式。只要形式與精神仍在，學校便能在極端環境中重生。 五、水彩與玻璃窗：保存可見的嶺南與可感的光 司徒衞的水彩與素描，使他成為嶺南的視覺記錄者。校徽把地景凝縮，水彩則把地景展開；素描留下結構，水彩留下光線。他為香港堂繪製的玻璃窗，則以另一種媒介實踐了同樣的使命。校徽是眼睛的記憶，水彩是風景的記憶，玻璃窗是光的記憶——三者都是形式，只是媒介不同。 六、一九五二、一九六七、一九八八：斷裂中的三次回答 嶺南百年史中，1952、1967、1988是三個必須放在一起理解的年份。1952年是制度失所，1967年是香港復校，1988年是廣州復名。三個年份構成一條清晰線索：失所、復校、復名。香港保存校脈，廣州喚回名字，海外保存離散記憶。三者相互照亮，嶺南才完整。 七、墓園尋根與當代傳承 二十一世紀的薄扶林墓園尋根，使本書開端與結尾相接。鄧宗泰在溫哥華茶聚中分享照片，曹家道被司徒衞墓前校徽觸動，回港後與鄒偉霖等校友尋訪墓園，重新辨認司徒衞、李應林、陳子橋等先賢墓地。這一行動說明紅灰記憶並沒有斷——若真的斷了，照片不會被理解，校徽不會被辨認，墓地不會被尋訪，人物也不會被重新寫回共同體記憶。 八、回家的路 嶺南百年史，其實是一部不斷離家與回家的歷史。從澳門到廣州，是尋找家園；從康樂園到香港，是移植家園；從廣州到大村，是在戰火中重建家園；1952年後，是失去制度家園；1967年香港復校，是在另一地重建家園；1988年康樂園復名，是在原鄉聽見回聲；薄扶林墓園尋根，則是在先賢身邊重新確認來處。 真正的家，不只是一片土地。它也是一套符號、一首歌、一種顏色、一段故事、一群先賢、一代代學生與校友共同承擔的記憶。司徒衞留給嶺南的，正是一條回家的路。 九、最後的凝望 山路安靜，樹影覆蓋墓碑。司徒衞墓前，那枚巨型校徽仍然立着。它承受風雨，也承受時間。許多路人也許不知其意，但紅灰後人知道：那裏有一位曾為嶺南造形的人。 司徒衞守護了嶺南的形式。嶺南後人則在百年後守護他的名字。 這正是共同體最美的回報。 當我們離開墓園，回望那枚校徽，也許會明白：歷史不是死去的時間，而是等待被重新辨認的召喚。只要有人願意停下腳步，看見、記得、整理、講述、承擔，過去便不會沉默。 紅灰仍在。校徽仍在。回家的路仍在。而司徒衞，也仍在那條路上，安靜地指引後人。 第十二章　一九五二：院系調整與紅灰失所 章旨 一九五二年，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撤銷建制。本章區分戰爭失所與制度失所，記述院系調整的歷史背景、嶺南被撤銷的經過、各院系的具體去向，以及康樂園成為中山大學校園的變遷。論證紅灰精神在一九五二年後進入「民間保存期」，由校友、校脈、海外網絡共同守護。 一、戰爭失所與制度失所 嶺南百年史中，經歷過兩種不同性質的「失所」。戰爭失所發生於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間，失所的是空間，保存的是制度。制度失所發生於一九五二年，失去的不只是空間，更是制度本身。 二、院系調整的歷史背景 一九五〇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等教育體制進行了全面重組，所有私立大學將與同一地區的公立大學合併。 三、康樂園仍在，嶺南何在？ 院系調整後，嶺南大學的各院系被拆分併入其他高校：文理科併入中山大學、農學院成立華南農學院、工學院成立華南工學院、醫學院成立華南醫學院。康樂園仍在，但嶺南的制度實體已經消失。 四、紅灰進入民間 一九五二年後，紅灰精神從制度層面轉入民間層面，由校友個人、家族、社團與海外網絡自發承擔。 五、香港校脈的特殊角色 香港嶺南中學在院系調整後繼續運作，成為紅灰精神在香港最重要的制度化載體。 六、海外校友與離散記憶 北美、東南亞、歐洲等地的嶺南校友，以校友會、通訊、聚會、捐助等方式維持着紅灰網絡。李瑞明是其中文獻保存最系統的一位。 七、失所中的校友倫理 校友網絡的凝聚力沒有因制度失所而瓦解，反而因失所而更加緊密。 八、從失所到復校願望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七年，嶺南人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嶺南不能只存在於記憶中，它應該以某種形式重新出現。 九、廣州與香港：不是二選一 一九六七年香港復校與一九八八年廣州復名，兩條路同時並行。 十、紅灰沒有熄滅 一九五二年，嶺南大學的制度生命結束了。但紅灰精神沒有熄滅。它從制度層面轉入民間層面，從校園空間轉入校友網絡，從廣州一地轉入香港、澳門、北美、東南亞各地。 第十三章　一九六一：雙重失喪與助學金之始 章旨 一九六一年，嶺南失去兩位與同學會緊密相連的人物——黃應求在「三狼案」中遇害，司徒衞校長逝世。曹耀先後為黃家奔走、為司徒衞扶靈。兩人身後均以賻金設立助學金，化哀思為教育。本章論證：助學金是一種形式——它把哀悼轉化為教育，把死亡轉化為傳承。 一、黃應求：嶺南校友與「三狼案」遇害者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九日，嶺南校友黃應求在轟動一時的「三狼案」中遇害。黃應求遺下妻子及子女，其父黃錫彬為海外信託銀行創辦股東之一。一九五四年，黃應求曾與曹耀、司徒衞一同處理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事務。 二、曹耀的雙重承擔 曹耀在這一年承擔了雙重的責任。對於黃應求案，他多方奔走，最終為黃錫彬父子籌集五十萬港元贖金。對於司徒衞的逝世，他與李炳超校董共同為其扶柩送殯。 三、司徒衞身後：賻金與助學金 司徒衞逝世後，曹耀與嶺南同學會核心成員決定將賻金轉化為教育資源，設立司徒衞紀念助學金。 四、黃應求身後：帛金轉化為教育資源 黃應求的報喪啟事中明確寫道：「如蒙賜賻或贈花圈請交嶺南同學會助學基金或折現金轉匯。」這直接證明了嶺南同學會已具備制度化處理賻金的能力。 五、雙重失喪與紅灰共同體的制度回應 一九六一年，嶺南在同一年失去兩位與同學會緊密相連的人物。但紅灰人以助學金作為回應——既是對逝者的紀念，也是對未來的投資。 六、小結：化哀思為教育 助學金是一種形式。它把哀悼轉化為教育，把死亡轉化為傳承。司徒衞一生為嶺南創造形式——校徽、校歌、分校、水彩、玻璃窗。他身後，嶺南人為他創造了另一種形式——助學金。 後記 這本書從一張照片開始。 二〇二一年，溫哥華唐人街。嶺南校友茶聚中，鄧宗泰校長的手機裏，有一張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山坡上的照片。司徒衞墓前，矗立着一枚巨大的嶺南校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父親曹耀一生為甚麼而奔走。父親在沙基慘案中面部中彈，終身帶着疤痕，卻一生為嶺南奔走。他創辦《嶺南通訊》，推動復校，為司徒衞扶靈。 父親晚年留下大量筆記，署名「力圖」。那些遺稿，是他那一代紅灰人用生命經歷過的歷史。我整理那些文字時，常常想象他坐在書桌前，用那張受過傷的臉，在燈下一字一字寫下嶺南的故事。 但我從未想過，我會親手寫完這本書。是那張照片觸動了我。從溫哥華回到香港，我與鄒偉霖等校友走進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尋訪司徒衞、李應林、陳子橋三位先賢的墓地。當我看見那枚校徽立在司徒衞墓前，我知道：這本書必須寫出來。 四年過去了。這本書從一個念頭，變成了一疊手稿，再變成現在的模樣。 感謝先父曹耀留下的遺稿與記憶。感謝司徒氏家族後人——司徒靈醫生、司徒恩女士、司徒琪女士、傅良眷女士、傅良知女士、傅良辰女士。感謝李瑞明學長。感謝韋基球、阮兆剛、李毓宏、利榮康等嶺南資深前輩。感謝鄧宗泰校長那張觸動一切的照片；感謝鄒偉霖、李嘉慧、李銀燕等校友。感謝嶺南大學檔案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美國嶺南基金會。感謝伍步剛博士、李汝大博士、鄭國漢教授慨然賜序賜文。 二〇二六年九月十二日，省港澳嶺南校友將齊聚一堂，舉辦「紀念嶺南先賢司徒衞誕辰一百三十六週年暨新書介紹」活動。這一天，正是本書從紙頁走向紅灰共同體的時刻。 最後，感謝每一位翻開這本書的讀者。嶺南不是只存在於一座校園，也不是只存在於一個年代。嶺南存在於那些願意守護、重建、傳承它的人之中——包括你。 本書所有售書收益，扣除出版所需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及相關紀念助學基金之用，以延續司徒衞校長與曹耀先生作育英才、服務社會之遺志。 紅灰仍在。校徽仍在。回家的路仍在。 曹家道（力圖） 二〇二七年春　於香港 附錄目錄 附錄一　人物表 附錄二　重要人物小傳 附錄三　全書待補充資料彙總 附錄四　烽火弦歌：嶺南大學粵北遷校史略（1937–1945） 附錄五　李以力〈紅灰薪傳：我與嶺南校徽的三段緣〉 附錄六　曹家道（力圖）生平、思想與歷史貢獻研究報告 附錄七　漫山樟樹與歲月流轉：從故紙堆中重拾嶺南敘事 附錄八　陳汝銳〈本校沿革概略〉 附錄九　黃應求先生報喪啟事 附錄十　三藩市鎮南同學會來函（1981年9月12日） 附錄十一　三藩市鎮南同學會挽聯（陳德泰） 附錄十二　謝扶雅〈悼曹耀同學〉（1981年10月22日） 附錄十三　推介文章：一枚校徽，百年歸途 附錄十四　司徒光謹啟（1963年11月7日《華僑日報》） 附錄十五　司徒衞安息禮拜報導（1961年10月24日《華僑日報》） 附錄十六　嶺南大學購置香港司徒拔道校址公函（1933年） 附錄十七　司徒光世界運動會參加券（1936年） 附錄十八　盧九園嶺南舊時光（岑展文口述） 附錄十九　陳策與徐亨小傳 附錄二十　紀念司徒衞校長詩作 附錄二十一　司徒衞墓誌銘碑文 附錄二十二　嶺南大學於矽谷國際發明節奪8金6銀（2026年）, 附錄二十三　嶺南體壇三傑——司徒光、韋澤生與徐亨 在 2026年8月19日週三 11:52，Ricardo Tsao 寫道： 第五章　水彩記憶：司徒衞筆下的康樂與嶺大村 章旨 司徒衞不只是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戰時校園建設者，也是一位水彩畫家。本章論證：他的水彩畫並非單純的個人藝術創作，而是嶺南共同體在戰亂、遷徙與校園失落中保存自身記憶的一種視覺形式。校徽把康樂地景凝縮為象徵符號，水彩則把康樂園與嶺大村的日常空間保存為可觀看、可追憶、可傳承的圖像記憶。二者同樣服務於嶺南共同體的視覺保存，只是媒介不同：校徽是壓縮的符號，水彩是展開的敘事。 司徒衞的畫筆，使他成為嶺南百年史中極少數兼具「建設者」與「記錄者」雙重身份的人物。他用工程使嶺大村可以居住，又用水彩使嶺大村可以被記憶。正如他在戰時所說：「我們沒有照相機，那我就權充攝影師好了。」本章將梳理其藝術修養的來源，比較戰前康樂園與戰時嶺大村兩個系列的畫風差異，分析戰時物資匱乏下的創作策略，並論證這些畫作在攝影稀缺年代所承擔的檔案功能。最後，本章將記述這批作品如何從私人收藏轉化為共同體遺產——2008年的捐贈、2019年的展覽與出版，使司徒衞的水彩重新進入公共視野，成為紅灰記憶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畫筆之外的司徒衞：藝術修養與觀察訓練 在討論司徒衞的水彩作品之前，有必要先理解他的藝術修養從何而來。一個人不會憑空成為共同體的視覺記錄者，其背後必有訓練、薰陶與自覺的選擇。 司徒衞的藝術啟蒙，可追溯至格致書院時期。美籍教師Henry Graybill（葛理佩）主持「圖畫」「手工」等課，是近代華南較早系統引入西方透視、實物寫生與環境觀察訓練的起點之一。Graybill的教學有兩個特點對司徒衞影響深遠：主張「從校園本身開始畫」，將建築、樹木、道路視為最穩定的寫生主題；強調「畫即紀錄」，要求學生隨筆記錄空間比例、材料質感與光線變化。這一「觀察—描繪—紀錄」一體的思路，與司徒衞後來以畫作保存校園記憶的做法一脈相承。 除視覺訓練外，司徒衞的藝術修養還有更廣闊的背景。他曾留學英國，接觸西方水彩傳統，喜愛古典音樂與英文閱讀，這些經驗使他超越了一般教育行政人員的養成，具備一種審美人格。他的水彩既不同於嚴格遵循歐洲學院派明暗體系的寫實路線，也非完全承襲嶺南畫派的沒骨與撞水撞粉技法，而是在中西之間摸索出一套適合表現嶺南亞熱帶氣候與空間氛圍的獨特語言。 現存作品中，《名駒沐浴圖》（澳門藝術博物館藏）是體現這種融合的代表性案例。畫面中，庭院背景以沒骨法渲染，接近傳統國畫趣味；馬匹肌體則以多層透明色疊加，塑造體積與質感，顯示吸收了西方動物畫訓練；整體構圖平衡，氣氛安詳，反映司徒衞對多種美學傳統的熟練掌握。 二、從校徽到水彩：視覺形式的連續性 在全書主線中，校徽是司徒衞為嶺南創造的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視覺形式。校徽以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等意象，把康樂園與廣州地景凝縮成一個可辨認的圖案。它使「嶺南」從一個地點，轉化為一種可攜帶的身份符號。 水彩則承擔了另一種功能。 如果說校徽是高度壓縮的象徵圖像，水彩便是展開的空間敘事。校徽只能容納有限的幾何元素與色彩，水彩卻可以記錄建築的具體樣貌、樹木的姿態、光線的變化、人物的活動，乃至季節與氣氛。校徽回答「我們是誰」，水彩回答「我們曾經生活在甚麼樣的地方」。 二者並不互相替代，而是構成一個完整的視覺記憶系統：校徽是標誌，水彩是風景；校徽是身份的濃縮，水彩是記憶的展開。當嶺南人離開校園、流亡異地、甚至在校園本身經歷戰爭與變遷之後，這兩種形式共同發揮作用：校徽使他們仍能辨認彼此，水彩使他們仍能看見從前。 更值得留意的是，司徒衞本人同時掌握了這兩種形式。他既能以設計師的思維把地景壓縮為符號，又能以畫家的眼光把校園展開為圖像。這種雙重能力在嶺南人物中極其罕見。 三、戰前康樂園系列：繁華校園的視覺保存 1930年代至1938年廣州淪陷前，是嶺南大學在康樂園相對穩定的時期。校園建設已具規模，紅灰建築群與亞熱帶園林相映，師生生活秩序井然。司徒衞在這段時期所畫的水彩作品，構成了「戰前康樂園系列」。 從現存描述來看，這批作品的描繪主題涵蓋校園主要建築與景觀：爪哇堂、馬丁堂、格蘭堂、圖書館、科學館、學生宿舍群、校園湖泊、荔枝林大道、運動場看台、教師住宅區。這些主題幾乎覆蓋了一所大學校園功能的完整光譜。 這批作品具有明顯的風格特徵。色彩方面，以翠綠、天藍、檸檬黃、暖灰、赭石構成明亮層次，對比清晰而不刺眼，透明感強烈。構圖方面，多採中景全景，建築居畫面骨架位置，前後穿插樹木、道路、水面，形成「建築—自然—人物」的穩定三角。氛圍方面，光線飽滿、秩序井然、人物活動從容，充分呈現一所成熟博雅學府的自信與生機。 然而，這批作品在另一個層面上也具有深意：它們是在「失去之前」被畫下來的。1938年廣州淪陷後，嶺南師生撤離康樂園。今日的康樂園雖仍是教育空間，但當年司徒衞筆下那個完整的嶺南大學校園，已不復存在於制度層面。他的康樂園水彩既是記錄，也是一種提前的保存——如同一個人為即將遠行的故鄉畫下最後的速寫，當時未必知道那是告別，日後卻成為珍貴的唯一證據。 四、戰時嶺大村系列：物資匱乏下的創作轉向 1942至1944年，司徒衞在粵北嶺大村度過了兩年多的戰時歲月。他一面主持校園建設，一面以畫筆記錄這段流亡中的校園生活。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們沒有照相機，那我就權充攝影師好了。」這句話樸素而精確地道出了他戰時創作的動機。 與康樂園時期相比，嶺大村時期的創作條件可謂天壤之別。香港淪陷後，對外交通幾近斷絕，水彩紙、管裝顏料、畫筆等材料供應極度稀缺。司徒衞與同事、學生共享有限材料，常以舊紙背面、包裝紙、帳頁邊緣作畫。鉛筆、炭筆、單色或雙色淡彩，成為最現實的選擇。 物質匱乏並未使他放棄記錄，反而催生了技法的系統性調整。 第一，線條功能轉換。康樂園時期，線條多用於輔助輪廓，色彩渲染才是主體；嶺大村時期，線條躍升為造型主體，筆觸更肯定、簡練、有張力，接近建築草圖與速寫傳統——而速寫，正是早年Graybill課堂上最看重的日常訓練。 第二，灰階表達體系。捨去多層渲染之後，司徒衞轉而以線條疏密、交叉方式與留白節奏控制明暗層次，而非依賴色調對比。這形成一種「無色而有光」的特殊效果：畫面看似樸素，卻因線條組織精準而仍有空間深度與氣氛。 第三，時間性書寫。部分畫面邊緣出現塗改、補筆、即興註解，記錄當日氣候、光線變化或材料短缺。這使作品同時帶有日記性質。 嶺大村系列的主題，也明顯從康樂園時期的「校園景觀」擴展為「社區生活」：懷士堂、第一宿舍、臨時圖書館、茅草教室、食堂、醫務室、稻田、樟樹、鄉間小路、師生勞作、課後散步、與鄉民交流的場景，都在司徒衞筆下出現。他畫的不只是建築，而是整個戰時校園的生態。 從康樂園到嶺大村，畫風從明亮飽滿轉為樸素內斂，色彩從豐富轉為節制，線條從輔助轉為主導——這些變化既是物質條件使然，也反映出精神狀態的差異。如果說康樂園水彩是「殷紅」的視覺表達，那麼嶺大村素描便是「深灰」的視覺對應：畫面安靜、克制、內斂，建築簡陋卻不坍塌，生活艱難卻不崩潰。 五、畫作作為歷史檔案 在討論司徒衞水彩的藝術價值之外，有必要特別強調其檔案價值。尤其在嶺大村時期，這些畫作所承擔的功能遠超出藝術創作，而成為一種實質的歷史記錄媒介。 抗戰時期，膠片、相機、攝影師均極度稀缺，許多重要歷史現場並未留下照片。在這種條件下，司徒衞的畫筆實際上承擔了記錄媒介的功能。1947年，親歷嶺大村生活的校友歐陽讓編寫回憶錄時，選刊了司徒衞的九幀水彩畫。這些畫作涵蓋禮堂、校舍、林蔭道、田徑場、周邊鄉景，是戰時校園的全景式記錄。同期照片僅存數張合影與建築正面，無法反映校園整體格局。 這九幀水彩的價值在於「獨特性、親身性、稀缺性」三方面：時空獨特性——1942至1944年間創作，是戰時校園唯一系統性視覺檔案；視角親身性——作者為建設者之一，畫面呈現的是內部使用者而非外部觀光者的視角；史料稀缺性——作為目前所知唯一系統記錄戰時嶺南校舍的美術文獻，填補了建築側面、內部關係、環境氛圍等細節缺口。 畫作的檔案價值也體現在與文字的互補。校史能寫出大村艱苦，素描能讓人看見茅屋輪廓；檔案能記錄復課日期，水彩能保存禮堂的立面比例。文字與圖像疊加，戰時嶺南的完整面貌才得以浮現。 六、從私人收藏到共同體遺產 司徒衞的水彩，在他在世時主要屬於個人創作與私人收藏。但在他身後，這些作品逐步進入了校友共同體的記憶範疇，成為紅灰傳承的一部分。 這一轉變並非自動發生，而是透過一系列具體行動逐步實現的。 2008年，嶺南大學創校一百二十周年、香港復校四十周年之際，美國嶺南基金會將司徒衞遺存作品逾二百件捐贈予嶺南大學圖書館，由基金會主席劉鳳瓊博士代表捐贈，陳玉樹校長親自主持接收儀式。這批作品現完整典藏於香港嶺南大學，並分「戰前康樂園」「戰時嶺大村」兩大系列完成高解析度掃描，公開納入數碼平台。這意味着，原本可能分散於家族收藏中的脆弱紙本作品，已被轉化為可長期保存、全球取用的數碼檔案。 2019年，嶺南大學出版《司徒衞的藝術世界：紅灰精神》畫冊，並舉辦同名巡迴展覽，先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嶺南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展出。展覽與出版使司徒衞的畫作重新進入公共視野，也使後人得以透過圖像觀看康樂園與嶺大村。展覽將數位藏品還原為可見可觸的公眾體驗，讓新一代師生與校友得以親眼看見那些樟樹、稻田、茅屋、禮堂與散步的師生。 此外，嶺南大學設立了「司徒衞藝術獎學金」，持續支持視覺創作；校史與博雅課程亦系統使用其畫作與書信作為教學材料，讓學生透過圖像理解戰時校史。1947年，司徒衞曾遠赴美國舉辦畫展，拜訪昔日共事的葛理佩夫婦，與海外校友廣泛聯繫，同時展出戰時創作，讓外界看見戰火中中國教育的頑強生命力——這批畫作早在七十餘年前便已承擔過向世界講述嶺南故事的使命。 這些行動的意義在於：它們使司徒衞的水彩從「私人藝術創作」轉化為「共同體記憶遺產」。司徒衞曾用畫筆保存嶺南，今日的紅灰人，則用檔案、展覽、數碼平台與教育保存他的畫筆。 七、小結：為嶺南留住可見的記憶 司徒衞一生多次為嶺南賦形。他以校徽畫出嶺南的象徵，以香港分校把嶺南教育移植到珠江口另一端，在粵北大村以工程使嶺南在茅屋中重生。而在水彩中，他為這一切留下了可見的記憶。 校徽保存象徵，校歌保存聲音，校名保存空間，水彩保存景象，嶺大村保存生活。這些不是各自孤立的形式，而是同一種精神的不同載體。司徒衞所守護的，是嶺南在不同困境中重新可見、重新可居、重新可傳的能力。 對今日的紅灰人而言，這些畫作不應只被視為藝術收藏或歷史插圖。它們是共同體的視覺遺產，是校徽之外另一種形式的「可攜帶校園」。當老校友日漸凋零，口述記憶日漸稀薄，這些畫作將成為後人理解嶺南百年面貌最直觀的入口。 司徒衞的畫筆早已放下，但他筆下的康樂園與嶺大村，仍在紙上安靜地等待後人觀看。那些樟樹、稻田、茅屋、禮堂與散步的師生，構成了一所大學在戰火中依然能夠「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視覺見證。 （第五章完） 在 2026年8月19日週三 11:45，Ricardo Tsao 寫道： 前輔文 書名頁 嶺南先賢系列 華南教育家司徒衞：一枚校徽的百年旅程 ——適逢嶺南大學香江復校一甲子（1967–2027）獻禮 力圖／曹家道　編著 版權頁 項目 內容 書名 《華南教育家司徒衞：一枚校徽的百年旅程》 系列 嶺南先賢系列 編著者 力圖／曹家道 出版者 〔待定〕 出版日期 二〇二七年春（嶺南大學香江復校六十週年） 定價 〔待定〕 收益安排 本書所有售書收益，扣除必要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及相關紀念助學基金之用 凡例 一、書中「司徒衞」之「衞」字，為港澳及海外繁體中文之通用寫法，亦為嶺南校史文獻及司徒衞本人署名所沿用。引文及碑刻原文如用「衛」字，則保留原貌不改，正文論述則統一為「衞」。 二、本書所引史料，凡出自《華僑日報》、《嶺南通訊》、嶺南大學檔案、Corbett《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及校友回憶錄等，均於正文中標明來源，並於書末「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逐一列出，以備查考。 三、全書以繁體中文書寫，人名、地名、機構名稱均依歷史文獻之原始用字。英文人名及書名首次出現時附原文，其後則以中文為主。 四、本書所述年代，1949年以前採民國紀元（如「民國八年」），其後採西元紀年（如「1952年」）。書中凡涉及明確年份者，均於上下文標示清晰，避免混淆。 五、書中人物名錄按姓氏筆畫排序，附簡要身份說明，以便讀者快速查閱人物關係。 六、本書之寫作，以「形式守護者」為核心概念，串聯嶺南百年史之關鍵人物、空間遷徙與形式創造。各章既可獨立閱讀，亦可按時間順序通讀，以見嶺南精神之完整脈絡。 七、本書為「嶺南先賢系列」之首部著作。本系列旨在系統性整理、編纂與出版嶺南大學百年史中之關鍵人物傳記與專題研究，為紅灰共同體保存信實之歷史記錄。 八、本書附錄收錄大量第一手文獻，包括校友口述、報刊剪報、公函信札及回憶文章等，均以原文照錄為原則，力求保存歷史原貌。附錄中各文獻的觀點、用字及敘事方式，未必與正文完全一致——如「衞」與「衛」的寫法差異、同一人物在不同文獻中的稱謂差異、同一事件在不同敘述中的細節出入——此正為附錄之「別有風味」，讀者閱覽時，以正文敘事為主要脈絡，以附錄文獻為原始參照，兩相對照，歷史之多元面貌自然浮現。 編者說明 適逢嶺南大學在香江復校一甲子（1967–2027），紅灰精神歷經百年風雨，始終薪火相傳。本書之出版，緣於三個原因。 其一，紀念司徒衞校長誕辰。 2026年為司徒衞校長（1890–1961）誕辰一百三十六周年。司徒校長為嶺南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戰時大村建設主持者，其一生以教育為志業、藝術為輔佐，是紅灰精神最重要的守護者之一。然而長期以來，其事蹟散見於零散文獻，未有一部完整著作予以記述。本書之出版，可望填補此一空白，為這位默默守護嶺南形式的教育家留下信實的記錄。 其二，紀念曹耀先生誕辰。 2026年亦為先父曹耀先生（1906–1981）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先父於1925年沙基慘案中面部中彈，留下終身疤痕；1954年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創辦《嶺南通訊》，動議擴建嶺南中學，為1967年香港復校鋪路。他與司徒衞校長相交數十載，司徒校長逝世時，先父與李炳超校董為其捧柩送殯。一枚校徽，串起了兩代人的紅灰記憶。 其三，填補史料空白。 嶺南百年史料豐厚，卻散落於不同主題、不同人物、不同年代之間。本書之寫作，正是一次系統性的重新編織：將散佚的歷史碎片，按「形式守護者」這一主線，重新串聯成可讀、可傳、可查的完整敘事。 本書既是對司徒衞校長的致敬，也是對先父曹耀先生的紀念。兩位先賢，一位以形式守護共同體，一位以行動重建共同體。他們的生命交織於嶺南百年史之中，而本書試圖為這份交織留下記錄。 本書所有售書收益，扣除出版所需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及相關紀念助學基金之用，以延續司徒衞校長與曹耀先生作育英才、服務社會之遺志。 值此雙周年暨復校甲子之際，謹以此書，獻給司徒衞校長與曹耀先生。 總序　形式守護者 那是一個週二的下午，溫哥華唐人街。 茶樓角落幾張桌子坐滿嶺南校友。每週二在此聚會品茶，是同學會維持幾十年的傳統。曹家道在鄧宗泰身旁坐下，茶壺騰起白煙，滿室都是校友談笑，話題由生活瑣事飄向舊時校園，憶起司徒拔道的舊課室。 鄧宗泰沒有參與閒談，掏出手機，將螢幕轉向曹家道。畫面是山坡上的一方墓碑，沒有十字架，只有一枚紅灰配色的嶺南校徽，白雲山、珠江、八棵荔枝樹，兩側樹冠殘缺。 周圍校友紛紛圍過來觀看，議論校徽與嶺南先賢的往事，卻無人追問墳墓的確實地點。有人提議存下照片留念，鄧宗泰卻搖頭。 曹家道心中滿是疑惑，低聲追問：「這是誰？」 鄧宗泰輕聲答道：「司徒衞校長。」說完便收回手機，舉起茶杯不再言語。 曹家道便沒有繼續追問地點，可那枚山坡上的校徽，深深印在他腦海。接下來兩年，他時常想起這張照片，卻始終沒有行動。 二零二三年，曹家道回到香港。當記憶裡的畫面再度浮現，他打給鄒偉霖：「我在溫哥華看過一張照片，山坡上的墳墓立著嶺南校徽，是司徒衞校長的，我們去找。」鄒偉霖只回了一句：「好。」 兩人開始尋找。翻閱校友留言、對照衛星地圖、訪問老校友，埋頭翻讀舊刊物《嶺南通訊》，終於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九期裡找到記載：司徒衞校長葬於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墓前立有嶺南校徽①。 一個天晴的早上，二人走進廣大的薄扶林墳場。沒有精確位置，只能沿山路逐個查看墓碑。漫長搜尋近一小時，正要轉換路徑，鄒偉霖停步：「這邊。」 草坡綠草萋萋，樹影搖曳。眼前的墓碑，和記憶中照片完全一致。曹家道湊上前，看清碑文，心底一震：果然是司徒衞校長。 曹家道靜靜站在墓前。一張照片，把一段厚重的歷史簡化成一幅畫面，可這份簡化是殘缺的。相片告訴他墓主的名字，卻給不了真實的現場。唯有親自走過曲折山路，查閱文獻，站在實實在在的墓碑之前，碎片般的影像，才還原成活生生的歷史。 照片只是起點。真正的認識，要等到親自尋獲的那一刻，才正式開始。 世間許多記憶與歷史，常被簡化為一幀圖像、一個名字。簡化方便流傳，卻也會剝奪重量。真正的理解，不該止於間接的看見，而需要親身的尋覓與抵達。 那枚校徽立在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的山坡上，在一方墓前。圓形圖案，紅灰兩色，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被凝縮其中。路過的人若不知底細，大概只會當作普通墓碑裝飾。但紅灰後人看見它，便知道墓中安息的是誰。 那是司徒衞的墓。 而他墓前那枚校徽，正是他親手設計的。 在那座墓園之外，還有更多先賢的名字，像一座無形的「泰山北斗」——鍾榮光奠立根基，李應林守護烽火，陳子橋落地生根，曹耀復校擎樑，李瑞明文獻築庫，伍舜德、伍沾德回饋教育。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為嶺南共同體奠定了不可動搖的精神基座。 而司徒衞，是這群「泰山北斗」中最特別的一位——他不以權力奠基，而以形式指引。他用校徽為嶺南畫出歸家的路標，用校歌為嶺南唱出前行的節奏，用水彩為嶺南保存可見的記憶，用玻璃窗讓信仰在光中說話。 如果說鍾榮光是嶺南的泰山，司徒衞便是嶺南的北斗——一個以根基立校，一個以形式導航。 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着。這或許是嶺南百年歷史中最動人的回環之一。一所學校的精神，竟能在一枚校徽中保存下來，跟隨師生遷徙到香港、粵北、海外，最後又回到設計者的墓前，等待後人辨認。這讓人不能不追問：司徒衞是誰？他做過甚麼？為甚麼一枚校徽足以召喚整個紅灰共同體的百年記憶？ 這本書正是為回答這些問題而寫。 司徒衞不是嶺南大學校長，不是最顯赫的學術權威，也不是最具行政權力的決策者。他的正式職銜，是蒙學校長、香港分校校長、戰時校舍建設的主持者、澳門嶺南中學校長；他的業餘身份，是水彩畫家、教會玻璃窗創作者。但若要理解嶺南共同體如何把抽象精神轉化為可見、可唱、可居住、可記憶、可重建的形式，司徒衞便是一條不可或缺的線索。 他設計校徽，使嶺南可見。 他推動校歌中文化，使嶺南可唱。 他創辦香港分校，使嶺南可遷移。 他主持戰時嶺大村建設，使嶺南可在流亡中重生。 他以水彩保存校園景象，使嶺南可被記憶。 他身後留下的助學金與墓前校徽，使嶺南精神可被後人承接。 這些工作看似分散，實則貫穿同一個使命：在嶺南面臨斷裂之時，為其保存形式；在嶺南失去原有空間之時，為其重建共同體。 我把司徒衞稱為「形式守護者」。 形式有時會被誤解為表面。人們常說不要流於形式，彷彿形式是不重要的外殼。但對一個跨越戰爭、遷徙、制度斷裂與地域轉移的教育共同體而言，形式恰恰是精神得以保存的容器。校徽是形式，校歌是形式，校色是形式，堂名是形式，校園是形式，分校是形式，水彩畫是形式，助學金是形式，墓碑是形式，玻璃窗也是形式。沒有這些形式，精神容易飄散；有了這些形式，後人才有路可尋。 司徒衞的貢獻，不在於留下某一件單獨傑作，而在於反覆為嶺南創造可延續的形式。這些形式跨越他的生命，也跨越嶺南的斷裂。 這本書不是一部完整的嶺南大學校史，也不是一部司徒衞個人傳記。它是一部關於「形式守護」的敘事——以司徒衞為主軸，串聯嶺南共同體百年歷史中那些關鍵的形式創造時刻： 校徽與校歌的誕生，使嶺南精神有了視覺與聲音載體。 香港分校的開拓，使校脈移植到珠江口另一端。 戰時嶺大村的建設，證明嶺南可以離開康樂園而重新成形。 水彩與素描的留存，保存了校園的視覺記憶。 校友復校的行動，把失所之痛轉化為制度重建。 墓園尋根的當代實踐，讓先賢重新被後人看見。 在這些時刻中，司徒衞的身影反覆出現。他不是一個被動的見證者，而是主動的創造者。他在1910年代畫出校徽，1922年創辦香港分校，1942年在粵北大村說出「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又以畫筆保存康樂與大村的景象。他的一生，幾乎參與或預示了嶺南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有關鍵轉折。 這本書也試圖寫出，司徒衞不是孤立的存在。他背後有陳子橋、鍾榮光、李應林等奠基者與守護者；有曹耀、伍舜德、伍沾德等一代代校友把記憶轉化為行動；有司徒氏家族成員——司徒光、司徒展、司徒晶——在不同領域延續紅灰精神；有今日曹家道、鄧宗泰、鄒偉霖等校友在墓園中重新連接斷裂的歷史。司徒衞是其中一條最清晰的線，但這條線上串着的，是整個嶺南共同體。 本書的寫法，是多重材料的交織。 在眾多守護嶺南記憶的先行者中，李瑞明學長（一九二二–二〇二〇）將其所著校史命名為《南國鳳凰》，以「鳳凰涅槃」比喻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的制度失所與一九八八年在康樂園的制度重生。這一意象與本書以「形式守護者」貫穿全書的精神內核異曲同工——前者關注制度的死而復生，後者關注形式的可攜帶性與可重建性。兩者共同指向嶺南百年史的核心命題：一所學校如何跨越斷裂而延續自身。李瑞明學長畢生蒐集嶺南文獻，被譽為「嶺南字典」，其《南國鳳凰》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史學視角與精神參照②。 書中有歷史敘事，有人物傳記，有圖像分析，有墓地尋訪，有口述材料，有學術研究。它不完全採用標準學術專著的寫法，也不走純粹的通俗紀實路線。它試圖在檔案與記憶、制度與個人、文字與圖像之間尋找一種適合這個主題的敘述方式。因為嶺南本身，就不是單一地點、單一制度、單一敘事所能涵蓋的。 本書的重要英文史料之一，是Charles Hodge Corbett於1963年出版的《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此書以嶺南大學美國董事會檔案為主要依據，保存了許多中國方面文獻不易呈現的行政、財務與制度細節，尤其對戰時嶺大村的記載——包括司徒衞率先遣隊前往大村時攜帶少量炊具、陶罐、筷子及個人物品，並說出「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一語——成為理解戰時嶺南精神的重要材料。然而，Corbett的敘述因其史料基礎主要來自美國董事會，對華人校友、家族記憶、口述資料與戰後香港復校運動的記錄相對有限。本書因此採取多重視角：以Corbett校史提供基本歷史框架，以《嶺南通訊》與校友回憶錄補充華人師生與校友網絡，以司徒衞水彩補足圖像記憶，以家族口述保存私人歷史，以當代遺址尋訪連接歷史與今日。唯有將這些材料互相參照，方能較完整地理解司徒衞與嶺南精神的歷史生命。 嶺南的百年歷史，是一部不斷離家與回家的歷史。 從澳門到廣州，是尋找家園。 從康樂園到香港，是移植家園。 從廣州到大村，是在戰火中重建家園。 1952年後，是失去制度家園。 1967年香港復校，是在另一地重建家園。 1988年康樂園復名，是在原鄉聽見回聲。 薄扶林墓園尋根，則是在先賢身邊重新確認來處。 今日嶺南大學校長秦泗釗教授在2026年2月17日《香港文匯報》專訪中，將嶺南的百年歷程概括為三個版本：「在1888到1952年間在廣州始創建校的年代，在我看來是嶺大的1.0版本，奠定了大學豐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底蘊；由在香港重建直至今日，是嶺大的2.0版本。而引領嶺南大學邁向數字時代未來，可以稱作是嶺南3.0版本。」③ 這一框架與本書以「形式守護者」貫穿全書的敘事不謀而合：1.0時代，司徒衞等先賢為嶺南創造了可攜帶的形式；2.0時代，這些形式在香港的土壤中繼續生長；3.0時代，紅灰精神將在數字時代的浪潮中被賦予新的內涵。從「嶺大1.0」到「嶺大2.0」再到「嶺大3.0」，從「形式守護者」到「記憶工程」——變的是時代與技術，不變的是紅灰精神薪火相傳的內在邏輯。 真正的家，不只是一片土地。它也是一套符號、一首歌、一種顏色、一段故事、一群先賢、一代代學生與校友共同承擔的記憶。 司徒衞留給嶺南的，正是一條回家的路。 這條路有時通往康樂園，有時通往司徒拔道，有時通往粵北大村，有時通往溫哥華茶聚，有時通往薄扶林山坡，有時通往一張水彩紙，有時通往一名受助學生的課桌。只要紅灰人仍能沿着校徽、校歌、故事與記憶找到彼此，嶺南便沒有真正失去家。 書末附錄所收原始文獻，俱為第一手史料，原文照錄，未加修飾。正文與附錄之間，偶有細節出入、稱謂差異、用字不同——此非疏漏，實為附錄之「別有風味」。讀者參照閱讀，自能體會歷史的多元層次。 本書從一枚墓前校徽出發，終將回到那枚墓前校徽。 山路安靜，樹影覆蓋墓碑。那枚巨型校徽仍然立着，承受風雨，也承受時間。許多路人也許不知其意，但紅灰後人知道：那裏有一位曾為嶺南造形的人。 司徒衞守護了嶺南的形式。嶺南後人則在百年後守護他的名字。 這正是共同體最美的回報。 當我們離開墓園，回望那枚校徽，也許會明白：歷史不是死去的時間，而是等待被重新辨認的召喚。只要有人願意停下腳步，看見、記得、整理、講述、承擔，過去便不會沉默。 紅灰仍在。校徽仍在。回家的路仍在。 而司徒衞，也仍在那條路上，安靜地指引後人。 總序　註釋 ① 《嶺南通訊》第29期，1961年11月3日。該期載有司徒衞校長身後事及葬於薄扶林基督教墳場之記載。期數為暫時沿用，待日後確證。 ② 李瑞明，《南國鳳凰》，嶺南大學校友會出版，2005年。李瑞明學長另著有《嶺南大學》（1997年）及《嶺南大學文獻目錄》（2000年），為嶺南校史研究之奠基之作。 ③ 秦泗釗，〈專訪秦泗釗：數字時代領先的研究型博雅大學〉，《香港文匯報》，2026年2月17日。 前言 這本書的起點，是一張照片。 二〇二一年，溫哥華唐人街。嶺南校友茶聚中，鄧宗泰校長的手機裏，有一張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山坡上的照片。司徒衞墓前，矗立着一枚巨大的嶺南校徽。紅灰圓形圖案在墓園的靜默中格外醒目，彷彿一個等待了半個多世紀的暗號。 那一刻，我想起了父親曹耀。 父親是嶺南大學的學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參加了廣州各界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示威遊行。當隊伍行經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路時，英法軍警突然以機槍向遊行群眾掃射。父親面部中彈，終身帶着疤痕。這道疤痕，是他身體上的嶺南印記，也是我們家族記憶中一道沉默的傷口。 但父親從未停止為嶺南奔走。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創辦《嶺南通訊》，動議擴建嶺南中學高中部。此後十多年間，他與伍舜德、伍沾德、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等校友一起，一步一步推動香港嶺南書院的復校。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嶺南書院在司徒拔道嶺南中學校舍正式開課——距離一九五二年廣州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撤銷建制，整整過去了十五年。 父親晚年留下大量關於嶺南的筆記與回憶，署名「力圖」。那些遺稿，是他那一代紅灰人用生命經歷過的歷史，也是我這一代紅灰人必須記錄下來的責任。 然而，真正讓我下定決心完成這本書的，是那張照片。 那枚墓前校徽，是司徒衞先生親手設計的——他用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把康樂園凝縮成一個可攜帶的符號。當嶺南離開康樂園時，校徽跟着離開；當嶺南在香港復校時，校徽重新升起；當司徒衞長眠於薄扶林時，校徽立在他的墓前，像一位沉默的守護者。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這是嶺南百年史中最動人的回環。 從那張照片出發，我走訪了香港、廣州、澳門、溫哥華，查閱檔案，訪問校友與後人，整理父親的遺稿，也重新認識了司徒衞先生的一生。他是嶺南校徽的設計者、香港嶺南分校的創辦人、戰時嶺大村的主持建設者，也是一位留下大量水彩畫的藝術家。他用校徽使嶺南可見，用校歌使嶺南可唱，用分校使嶺南可遷移，用水彩使嶺南可被記憶。本書稱他為「形式守護者」——他一生守護的，是嶺南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可見形式」。 這本書能夠完成，有賴許多人的幫助。感謝父親曹耀留下的遺稿與記憶；感謝多年來對家族史與嶺南校史的追尋；感謝司徒氏家族後人——司徒靈醫生、司徒晶博士等人的支持與分享；感謝鄧宗泰學長那張觸動一切的墓園照片；感謝鄒偉霖等香港校友參與薄扶林墓園尋根；感謝嶺南大學檔案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美國嶺南基金會提供的檔案與畫作資料；感謝《華僑日報》等報刊為我們保存了珍貴的歷史現場；感謝「紅灰天地」平台與所有參與紅灰記憶工程的嶺南人。 感謝李瑞明學長（1922–2020）慷慨贈予其畢生蒐集之嶺南文獻。李學長為1946年超社校友，長年定居多倫多，被譽為「嶺南字典」與「嶺南史官」，其嚴謹學風與無私奉獻，為本書的史料基礎提供了重要支撐。 感謝韋基球學長、阮兆剛學長、李毓宏學長、利榮康學長等多位嶺南資深前輩的教誨與指點。他們或以口述歷史，或以私人文獻，或以校史記憶，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多維度的史料支撐與智慧啟迪。 最後，感謝每一位翻開這本書的讀者。嶺南不是只存在於一座校園，也不是只存在於一個年代。嶺南存在於那些願意守護、重建、傳承它的人之中——包括你。 願紅灰精神薪火不斷，代代相傳。 力圖／曹家道 二〇二七年春　於香港 （前輔文完） 在 2026年8月19日週三 11:29，Ricardo Tsao 寫道： ✅ 出版者 〔待定〕 出版日期 二〇二七年春（嶺南大學香江復校六十週年） 定價 〔待定〕 收益安排 本書所有售書收益，扣除必要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及相關紀念助學基金之用 凡例 一、書中「司徒衞」之「衞」字，為港澳及海外繁體中文之通用寫法，亦為嶺南校史文獻及司徒衞本人署名所沿用。引文及碑刻原文如用「衛」字，則保留原貌不改，正文論述則統一為「衞」。 二、本書所引史料，凡出自《華僑日報》、《嶺南通訊》、嶺南大學檔案、Corbett《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及校友回憶錄等，均於正文中標明來源，並於書末「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逐一列出，以備查考。 三、全書以繁體中文書寫，人名、地名、機構名稱均依歷史文獻之原始用字。英文人名及書名首次出現時附原文，其後則以中文為主。 四、本書所述年代，1949年以前採民國紀元（如「民國八年」），其後採西元紀年（如「1952年」）。書中凡涉及明確年份者，均於上下文標示清晰，避免混淆。 五、書中人物名錄按姓氏筆畫排序，附簡要身份說明，以便讀者快速查閱人物關係。 六、本書之寫作，以「形式守護者」為核心概念，串聯嶺南百年史之關鍵人物、空間遷徙與形式創造。各章既可獨立閱讀，亦可按時間順序通讀，以見嶺南精神之完整脈絡。 七、本書為「嶺南先賢系列」之首部著作。本系列旨在系統性整理、編纂與出版嶺南大學百年史中之關鍵人物傳記與專題研究，為紅灰共同體保存信實之歷史記錄。 編者說明 適逢嶺南大學在香江復校一甲子（1967–2027），紅灰精神歷經百年風雨，始終薪火相傳。 本書之出版，緣於三個原因。 其一，紀念司徒衞校長誕辰。 2026年為司徒衞校長（1890–1961）誕辰一百三十六周年。司徒校長為嶺南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戰時大村建設主持者，其一生以教育為志業、藝術為輔佐，是紅灰精神最重要的守護者之一。然而長期以來，其事蹟散見於零散文獻，未有一部完整著作予以記述。本書之出版，可望填補此一空白，為這位默默守護嶺南形式的教育家留下信實的記錄。 其二，紀念曹耀先生誕辰。 2026年亦為先父曹耀先生（1906–1981）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先父於1925年沙基慘案中面部中彈，留下終身疤痕；1954年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創辦《嶺南通訊》，動議擴建嶺南中學，為1967年香港復校鋪路。他與司徒衞校長相交數十載，司徒校長逝世時，先父與李炳超校董為其捧柩送殯。一枚校徽，串起了兩代人的紅灰記憶。 其三，填補史料空白。 嶺南百年史料豐厚，卻散落於不同主題、不同人物、不同年代之間。本書之寫作，正是一次系統性的重新編織：將散佚的歷史碎片，按「形式守護者」這一主線，重新串聯成可讀、可傳、可查的完整敘事。 本書既是對司徒衞校長的致敬，也是對先父曹耀先生的紀念。兩位先賢，一位以形式守護共同體，一位以行動重建共同體。他們的生命交織於嶺南百年史之中，而本書試圖為這份交織留下記錄。 本書所有售書收益，扣除出版所需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及相關紀念助學基金之用，以延續司徒衞校長與曹耀先生作育英才、服務社會之遺志。 值此雙周年暨復校甲子之際，謹以此書，獻給司徒衞校長與曹耀先生。 總序　形式守護者 這本書從一枚校徽開始。 那枚校徽立在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的山坡上，在一方墓前。圓形圖案，紅灰兩色，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被凝縮其中。路過的人若不知底細，大概只會當作普通墓碑裝飾。但紅灰後人看見它，便知道墓中安息的是誰。 那是司徒衞的墓。 而他墓前那枚校徽，正是他親手設計的。 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着。這或許是嶺南百年歷史中最動人的回環之一。一所學校的精神，竟能在一枚校徽中保存下來，跟隨師生遷徙到香港、粵北、海外，最後又回到設計者的墓前，等待後人辨認。這讓人不能不追問：司徒衞是誰？他做過甚麼？為甚麼一枚校徽足以召喚整個紅灰共同體的百年記憶？ 這本書正是為回答這些問題而寫。 司徒衞不是嶺南大學校長，不是最顯赫的學術權威，也不是最具行政權力的決策者。他的正式職銜，是蒙學校長、香港分校校長、戰時校舍建設的主持者、澳門嶺南中學校長；他的業餘身份，是水彩畫家、教會玻璃窗創作者。但若要理解嶺南共同體如何把抽象精神轉化為可見、可唱、可居住、可記憶、可重建的形式，司徒衞便是一條不可或缺的線索。 他設計校徽，使嶺南可見。 他推動校歌中文化，使嶺南可唱。 他創辦香港分校，使嶺南可遷移。 他主持戰時嶺大村建設，使嶺南可在流亡中重生。 他以水彩保存校園景象，使嶺南可被記憶。 他身後留下的助學金與墓前校徽，使嶺南精神可被後人承接。 這些工作看似分散，實則貫穿同一個使命：在嶺南面臨斷裂之時，為其保存形式；在嶺南失去原有空間之時，為其重建共同體。 我把司徒衞稱為「形式守護者」。 形式有時會被誤解為表面。人們常說不要流於形式，彷彿形式是不重要的外殼。但對一個跨越戰爭、遷徙、制度斷裂與地域轉移的教育共同體而言，形式恰恰是精神得以保存的容器。校徽是形式，校歌是形式，校色是形式，堂名是形式，校園是形式，分校是形式，水彩畫是形式，助學金是形式，墓碑是形式，玻璃窗也是形式。沒有這些形式，精神容易飄散；有了這些形式，後人才有路可尋。 司徒衞的貢獻，不在於留下某一件單獨傑作，而在於反覆為嶺南創造可延續的形式。這些形式跨越他的生命，也跨越嶺南的斷裂。 這本書不是一部完整的嶺南大學校史，也不是一部司徒衞個人傳記。它是一部關於「形式守護」的敘事——以司徒衞為主軸，串聯嶺南共同體百年歷史中那些關鍵的形式創造時刻： 校徽與校歌的誕生，使嶺南精神有了視覺與聲音載體。 香港分校的開拓，使校脈移植到珠江口另一端。 戰時嶺大村的建設，證明嶺南可以離開康樂園而重新成形。 水彩與素描的留存，保存了校園的視覺記憶。 校友復校的行動，把失所之痛轉化為制度重建。 墓園尋根的當代實踐，讓先賢重新被後人看見。 在這些時刻中，司徒衞的身影反覆出現。他不是一個被動的見證者，而是主動的創造者。他在1910年代畫出校徽，1922年創辦香港分校，1942年在粵北大村說出「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又以畫筆保存康樂與大村的景象。他的一生，幾乎參與或預示了嶺南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有關鍵轉折。 這本書也試圖寫出，司徒衞不是孤立的存在。他背後有陳子橋、鍾榮光、李應林等奠基者與守護者；有曹耀、伍舜德、伍沾德等一代代校友把記憶轉化為行動；有司徒氏家族成員——司徒光、司徒展、司徒晶——在不同領域延續紅灰精神；有今日曹家道、鄧宗泰、鄒偉霖等校友在墓園中重新連接斷裂的歷史。司徒衞是其中一條最清晰的線，但這條線上串着的，是整個嶺南共同體。 本書的寫法，是多重材料的交織。 書中有歷史敘事，有人物傳記，有圖像分析，有墓地尋訪，有口述材料，有學術研究。它不完全採用標準學術專著的寫法，也不走純粹的通俗紀實路線。它試圖在檔案與記憶、制度與個人、文字與圖像之間尋找一種適合這個主題的敘述方式。因為嶺南本身，就不是單一地點、單一制度、單一敘事所能涵蓋的。 本書的重要英文史料之一，是Charles Hodge Corbett於1963年出版的《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此書以嶺南大學美國董事會檔案為主要依據，保存了許多中國方面文獻不易呈現的行政、財務與制度細節，尤其對戰時嶺大村的記載——包括司徒衞率先遣隊前往大村時攜帶少量炊具、陶罐、筷子及個人物品，並說出「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一語——成為理解戰時嶺南精神的重要材料。然而，Corbett的敘述因其史料基礎主要來自美國董事會，對華人校友、家族記憶、口述資料與戰後香港復校運動的記錄相對有限。本書因此採取多重視角：以Corbett校史提供基本歷史框架，以《嶺南通訊》與校友回憶錄補充華人師生與校友網絡，以司徒衞水彩補足圖像記憶，以家族口述保存私人歷史，以當代遺址尋訪連接歷史與今日。唯有將這些材料互相參照，方能較完整地理解司徒衞與嶺南精神的歷史生命。 嶺南的百年歷史，是一部不斷離家與回家的歷史。 從澳門到廣州，是尋找家園。 從康樂園到香港，是移植家園。 從廣州到大村，是在戰火中重建家園。 1952年後，是失去制度家園。 1967年香港復校，是在另一地重建家園。 1988年康樂園復名，是在原鄉聽見回聲。 薄扶林墓園尋根，則是在先賢身邊重新確認來處。 真正的家，不只是一片土地。它也是一套符號、一首歌、一種顏色、一段故事、一群先賢、一代代學生與校友共同承擔的記憶。 司徒衞留給嶺南的，正是一條回家的路。 這條路有時通往康樂園，有時通往司徒拔道，有時通往粵北大村，有時通往溫哥華茶聚，有時通往薄扶林山坡，有時通往一張水彩紙，有時通往一名受助學生的課桌。只要紅灰人仍能沿着校徽、校歌、故事與記憶找到彼此，嶺南便沒有真正失去家。 本書從一枚墓前校徽出發，終將回到那枚墓前校徽。 山路安靜，樹影覆蓋墓碑。那枚巨型校徽仍然立着，承受風雨，也承受時間。許多路人也許不知其意，但紅灰後人知道：那裏有一位曾為嶺南造形的人。 司徒衞守護了嶺南的形式。嶺南後人則在百年後守護他的名字。 這正是共同體最美的回報。 當我們離開墓園，回望那枚校徽，也許會明白：歷史不是死去的時間，而是等待被重新辨認的召喚。只要有人願意停下腳步，看見、記得、整理、講述、承擔，過去便不會沉默。 紅灰仍在。校徽仍在。回家的路仍在。 而司徒衞，也仍在那條路上，安靜地指引後人。 前言 這本書的起點，是一張照片。 二〇二三年，旅居溫哥華多年的我，在一次校友茶聚中，從鄧宗泰學長的手機裏看見了一張照片——薄扶林基督教墳場的山坡上，司徒衞墓前矗立着一枚巨大的嶺南校徽。紅灰圓形圖案在墓園的靜默中格外醒目，彷彿一個等待了半個多世紀的暗號。 那一刻，我想起了父親曹耀。 父親是嶺南大學的學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參加了廣州各界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示威遊行。當隊伍行經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路時，英法軍警突然以機槍向遊行群眾掃射。父親面部中彈，終身帶着疤痕。這道疤痕，是他身體上的嶺南印記，也是我們家族記憶中一道沉默的傷口。 但父親從未停止為嶺南奔走。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創辦《嶺南通訊》，動議擴建嶺南中學高中部。此後十多年間，他與伍舜德、伍沾德、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等校友一起，一步一步推動香港嶺南書院的復校。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嶺南書院在司徒拔道嶺南中學校舍正式開課——距離一九五二年廣州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撤銷建制，整整過去了十五年。 父親晚年留下大量關於嶺南的筆記與回憶，署名「力圖」。這些遺稿，是他那一代紅灰人用生命經歷過的歷史，也是我這一代紅灰人必須記錄下來的責任。 然而，真正讓我下定決心完成這本書的，是那張照片。 那枚墓前校徽，是司徒衞先生親手設計的——他用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把康樂園凝縮成一個可攜帶的符號。當嶺南離開康樂園時，校徽跟着離開；當嶺南在香港復校時，校徽重新升起；當司徒衞長眠於薄扶林時，校徽立在他的墓前，像一位沉默的守護者。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這是嶺南百年史中最動人的回環。 從那張照片出發，我走訪了香港、廣州、澳門、溫哥華，查閱檔案，訪問校友與後人，整理父親的遺稿，也重新認識了司徒衞先生的一生。他是嶺南校徽的設計者、香港嶺南分校的創辦人、戰時嶺大村的主持建設者，也是一位留下大量水彩畫的藝術家。他用校徽使嶺南可見，用校歌使嶺南可唱，用分校使嶺南可遷移，用水彩使嶺南可被記憶。本書稱他為「形式守護者」——他一生守護的，是嶺南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可見形式」。 這本書能夠完成，有賴許多人的幫助。感謝父親曹耀留下的遺稿與記憶；感謝多年來對家族史與嶺南校史的追尋；感謝司徒氏家族後人——司徒靈醫生、司徒晶博士等人的支持與分享；感謝鄧宗泰學長那張觸動一切的墓園照片；感謝鄒偉霖等香港校友參與薄扶林墓園尋根；感謝嶺南大學檔案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美國嶺南基金會提供的檔案與畫作資料；感謝《華僑日報》等報刊為我們保存了珍貴的歷史現場；感謝「紅灰天地」平台與所有參與紅灰記憶工程的嶺南人。 感謝李瑞明學長（1922–2020）慷慨贈予其畢生蒐集之嶺南文獻。李學長為1946年超社校友，長年定居多倫多，被譽為「嶺南字典」與「嶺南史官」，其嚴謹學風與無私奉獻，為本書的史料基礎提供了重要支撐。 感謝韋基球學長、阮兆剛學長、李毓宏學長、利榮康學長等多位嶺南資深前輩的教誨與指點。他們或以口述歷史，或以私人文獻，或以校史記憶，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多維度的史料支撐與智慧啟迪。 最後，感謝每一位翻開這本書的讀者。嶺南不是只存在於一座校園，也不是只存在於一個年代。嶺南存在於那些願意守護、重建、傳承它的人之中——包括你。 願紅灰精神薪火不斷，代代相傳。 力圖／曹家道 二〇二七年春 於香港 第一章　家族、信仰與教育啟蒙 章旨 要理解司徒衞，不能只從一枚校徽、一幅水彩，或一段行政履歷開始。司徒衞之所以能成為嶺南精神的重要承載者，與其所處的華南家族網絡、僑鄉文化、基督教教育環境及近代專業服務傳統密不可分。本章梳理司徒衞的家世背景、求學經歷、藝術啟蒙、教育職務的完整譜系，以及司徒氏家族多人服務嶺南的群像，旨在說明：司徒衞日後成為嶺南的「形式守護者」，並非偶然，而是家族傳統、教育薰陶與個人稟賦交匯的結果。 一、開平僑鄉與司徒氏族 司徒衞祖籍廣東開平，1890年生（生年另有1880年及1889年兩說，本文以嶺南中學校董會碑記「1890年生」為據）。開平是近代華南著名僑鄉，海外移民、僑匯、教會、英文教育與新式學校，使當地家族較早接觸近代世界。司徒氏為開平大族，族人遍布粵港及北美，在商業、教育、醫療等領域皆有建樹。 僑鄉社會有幾個特點對理解司徒衞至關重要。第一，重視教育。海外華僑往往將積蓄匯回家鄉興辦學校，新式教育在僑鄉遠比內陸普及。第二，視野開闊。家族成員經常往來於中國與海外之間，對外部世界並不陌生。第三，務實精神。僑鄉子弟多被期望學習實用知識，日後能在商業或專業領域自立。司徒衞身上那種既能畫校徽、又能建校舍、既具審美人格又極端務實的氣質，正可從這一背景中找到根源。 二、求學格致書院與葛理佩師承 司徒衞早年入讀廣州格致書院。格致書院為嶺南大學前身，由美國傳教士創辦，是近代華南最早引入西式課程的教育機構之一。 格致書院時期的課程設置，除經史、英文、數理化之外，已開設「圖畫」「手工」等課，主要由美籍教師 Henry Blair Graybill（葛理佩）主持。 葛理佩於1880年10月22日出生於美國弗吉尼亞州阿姆斯特丹鎮。父母在他年未滿四歲時便相繼離世，此後由居於西弗吉尼亞州路易斯堡的舅父母撫養成人。為備考大學，他先就讀於一所軍事預科學校——當時名為格林布萊爾長老會學校，即今日享譽美國的格林布萊爾軍校。此後他入讀弗吉尼亞州萊辛頓市的華盛頓與李大學生，1902年順利畢業。求學期間，他是校內極具影響力的學生領袖，同時主動申請參與海外傳教與教育工作。 葛理佩與嶺南結下不解之緣的經過，是一段流傳後世的佳話。臨近畢業之際，同為華盛頓與李大學生校友的林安德醫生，當時已是廣州格致書院的託事成員，專程返回母校，希望為書院物色合適的任教人選。校方將葛理佩推薦給他，二人約定在林安德醫生下榻的旅館會面。後來林安德醫生每憶及此事，總是忍俊不禁：當時他按鈴召喚旅館服務人員，準備取一壺冰水。隨後敲門聲響起，他便開門遞出壺說：「麻煩備一壺冰水。」敲門而來的正是葛理佩。他接過水壺，一言未發，不多時便裝滿冰水返回房間，同時主動自我介紹。正是這場偶然的相遇與隨後的交談，讓葛理佩對前往廣州格致書院服務一事產生了極大興趣。 葛理佩的兩位叔父皆隸屬美國南長老會，在墨西哥從事傳教工作，一位是牧師，另一位是醫生。但葛理佩最終並未前往墨西哥，而是選擇來到中國。他受美國美北長老會海外差會派遣，於1903年來華，受聘擔任廣州嶺南學堂中學校長。 葛理佩抵華之年，正是嶺南學堂從澳門遷回廣州、正式更名為「嶺南學堂」之時。1900年庚子事變後，嶺南學堂曾遷至澳門避亂；1903年局勢稍定，學校遷回廣州並更名，是為「嶺南」用作校名之始。葛理佩在此重建關頭接任校長，肩負起重振校務的重任。由於校長晏文士博士大部分時間在外籌款，校內事務很大程度上落在葛理佩肩上。他實際主持校務長達二十餘年，是嶺南早期組織工作的核心人物。在康樂園這片曾是竹林與墳場的土地上，他看見了未來的可能性——「嶺南所擁有的不是一個可以依託的偉大過去，而是一個有待建設的偉大未來。」 他在任內完成了一項影響深遠的工作——選擇康樂作為永久校址。當時校址所在地原稱「黃崗頭」，葛理佩認為「康樂」之名悅耳有意義，遂定此名。據葛理佩的學生、嶺南前輩校友曾昭森博士於1970年三藩市嶺南同學日演講中回憶：「當時的康樂——其實校址所在的地方不是真正的康樂，鄉民都稱那地段為『黃崗頭』。康樂村是另一村落，在松崗之東，比新鳳凰村、舊鳳凰村和下渡村不遠。不過康樂的稱號悅耳和有意思，比黃崗頭與鳳凰及下渡都好，所以校址就自稱為康樂。其後沿用之久，連設在母校的郵政分局都稱為康樂分局了。」葛理佩選定「康樂」之名，使這片原是竹林與墳場的土地，從此有了一個寄託教育理想的名字。 這個地名沿用至今，成為嶺南精神的象徵。葛理佩在康樂園的故居「麻金墨屋」，後來成為中國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教授的最後居所，為這座校園建築增添了一筆文化史注腳。1912年，葛理佩曾以代理校長身份主持校務，處理嶺南從教會學校向現代大學轉型期間的行政事務。 1909年10月31日，葛理佩與Susan Little Griggs在上海成婚。Susan是康涅狄格州Terryville人，其家族為當地望族，兄長John Griggs為音樂教授。婚後，Susan隨夫返回廣州，一同服務於嶺南。她後來撰寫了關於嶺南早期女學生的回憶錄，記述了女子教育在嶺南的初創歲月。 1906–1907年休假返美期間，葛理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深造，取得碩士學位。他是華南地區第一位受過專業教育訓練的美國傳教士，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在華南的首位畢業生。他回校後積極推動教育學科發展，激發學生對教學作為職業的興趣。 葛理佩不僅是行政管理者，也是多產的教育學者。其著作 Modern China: A Civics Reader for Middle-school Students（《新中國：中學公民教育讀本》）於1925年由波士頓Ginn & Company出版。這本書以英文撰寫，專為中國青年人而作，旨在「增強及啟發中國年輕人對新中國的愛國之情，鼓勵他們一起去探討如何改變中國」，體現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深切關懷。 葛理佩的教學有兩個特點對司徒衞影響深遠。其一，主張「從校園本身開始畫」，將建築、樹木、道路視為最穩定的寫生主題，而非僅依賴畫本與石膏。其二，強調「畫即紀錄」，要求學生隨筆記錄空間比例、材料質感與光線變化。日後司徒衞回憶曾提及：「初學寫生，Graybill先生不教筆法，只教站在哪裏、看哪一條線。」可見其啟蒙重點不在風格模仿，而在觀察方法。 這一「觀察—描繪—紀錄」一體的思路，與司徒衞後來以校徽凝縮地景、以水彩保存校園的做法一脈相承。司徒衞日後被描述為「性格溫和而深思熟慮」，他本有機會在政府機關獲得高階職位，但他不願從政，專心以教學為志業，數十年如一日。他曾說，教育的價值不在權力，而在培育人的尊嚴。葛理佩是司徒衞、李應林、簡又文、黃啟明、關恩佐、林瑾翔、孫雄、高冠天等嶺南前輩的老師——這份名單幾乎涵蓋了後來嶺南大學的整個領導層，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1926年，葛理佩離開中國返回美國。1928年4月，嶺南大學在斯威士堂（Swasey Hall）為葛理佩揭幕銅牌，由廣東省主席李濟深主持。銅牌銘文寫道：「葛理佩，嶺南1903–1926，教育學系創立者、中學校長、中國青年的導師——他被銘記為先驅，被尊為名師，被愛為摯友。」 葛理佩回到西弗吉尼亞州劉易斯堡，在格林布賴爾學院任教二十五年，組織教師培訓課程，並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擔任長老會長老及西弗吉尼亞歷史學會副主席。他於1951年4月4日在劉易斯堡逝世，享年七十歲。1960年，嶺南大學校友出版紀念文集，其中寫道：「值此葛理佩先生八十壽辰之際，謹此宣告：他在中國的學生從未忘記他，只要嶺南之名尚存，他就永不會被遺忘。」同年，旅美嶺南校友曾肇霖博士更在葛理佩八十冥壽之際編撰紀念冊，寫道：「只要嶺南之名尚存，他就不會被遺忘。」 抗戰時期，司徒衞在粵北嶺大村命名 Graybill Hall（葛理佩堂），以紀念這位恩師。葛理佩與司徒衞的師生關係，成為嶺南精神跨代傳承的重要象徵。 三、畢業、留校與教育職務譜系 1908年，司徒衞正式畢業。畢業後短期離校工作，1912年秋天受衞斯理循道會聘請，回到母校任教，從此進入嶺南核心圈層。 從學生到教師，司徒衞完成了一次重要轉化：他不再只是接受嶺南教育的人，而成為再生產嶺南精神的人。嶺南學堂給他的，不只是英文、知識或宗教教育，而是一種關於學校的整體想像：學校是人格陶成之地，是師生共同生活之地，是信仰、秩序、美感、體育、服務與友誼交織而成的共同體。司徒衞日後所有工作——設計校徽、翻譯校歌、創辦分校、建設大村、保存記憶——幾乎都可從這一教育想像中找到根源。 師生與同事多稱其為「衞叔」，形容其性格溫和沉靜、行事踏實果斷，雖言辭不多，卻在細節與長遠規劃上極具主見。這一特質在後來分校網絡擴展與戰時校園重建中，得到充分印證。 司徒衞的教育生涯，並非固定在單一校園，而是伴隨嶺南從廣州到香港、從常態到戰時的遷移，呈現「基礎教育—分校拓展—戰時建設—教會事工」的階段性與重疊性。其完整職務譜系如下： 1912年起，主持嶺南大學木屋臨時校舍蒙學，為不諳英語的學生翻譯校歌，自此開始其教育行政生涯。他在嶺南學堂的地皮上開設了一所兒童學校，據鍾榮光記述：「孩子們極為喜愛他，他亦深愛這些兒童。在他的照管下，孩子們進步迅速。市內父母親眼見到學校的優良情況，便紛紛要求將子女送入就讀。」後又受英國衞斯理循道會之聘，出任佛山華英中學校長。 佛山華英中學由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於一九一三年創辦，以「發展全人教育，培育學生活出豐富生命」為理念，是佛山現代教育的先驅。抗戰爆發後，學校歷經顛沛流離：一九三八年佛山淪陷前夕遷往香港，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後再遷往韶關。一九四二年，司徒衞以華英中學校董會主席身份全力籌備韶關復課，並於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一月期間出任華英中學韶關復課時期的校長，在戰火中守護教育火種。華英中學與嶺南大學同屬教會教育網絡，不少嶺南校友亦曾負笈華英，兩校在華南近代教育史中互為呼應。 1922年春天，奉鍾榮光校長之命南下香港，開辦香港南屏分校，出任首任校長，為嶺南教育在香港扎根的起點。 1928年春天，前往上海，開辦上海南屏分校，將嶺南教育網絡延伸至華東。 1939年，開辦澳門南屏分校，在華南沿海建立新的教育據點。 1942年至1944年，抗戰期間隨校遷往粵北韶關曲江仙人廟大村，受李應林校長邀請主持校園建設，同時以水彩記錄戰時校園。在此期間，他出任私立嶺南大學附屬中學校長，肩負起戰時中學教育的重任。 1946年，開辦嶺南分校，進一步拓展嶺南教育網絡。 1949–1950學年，嶺南大學在相對平靜的氣氛中完成該學年，大學為兩位服務四十年的資深教職員——物理學教授Arthur Knipp博士和1908年畢業於嶺南的華人行政人員司徒衞——舉行慶祝活動，肯定其長期服務的貢獻。 1950年4月，接任澳門嶺南中校長，延續其教育行政生涯。1950年至1956年出任澳門嶺南中校長期間，他舉辦義賣畫展，將所得款項用於興建圖書館，以藝術之利補教育之需。 1960年7月秋季，又出任金銀貿易市場子弟學校校長。該校於1949年由林炳炎、何善衡、恒生銀號及各大小銀號捐款四十餘萬元興辦，獲政府撥地興建校舍，初名「金銀業貿易場行員子弟義學」，專為行員子弟提供免費教育；1950年增設免費夜校；1954年改名為「金銀業貿易場學校」。因前任校政管理欠佳，林炳炎、何善衡等人求才若渴，親赴司徒衞寓所，三顧草廬，力邀其出山整頓校務。司徒衞感其誠意，遂應允接掌校政，服務至生命最後階段。1967年3月，該校獲教育署批准轉為津貼小學——此時司徒衞已辭世六年，但他在任期間所建立的校政秩序與管理制度，為學校日後的轉型提供了重要條件。 1961年夏天正式辭職退休，同年10月21日下午六時五十分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香港嶺南中學校董會在其碑記中寫道：「先生絕非僅僅是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這句話是對司徒衞一生最精煉的概括——他的才華確實不止於藝術，而是貫穿教育行政、校園建設、視覺設計與信仰實踐的多重領域。 四、司徒氏家族與嶺南的跨代網絡 司徒衞與嶺南的關係，並非一人一代的偶然，而是一個跨世代、跨地域、跨專業的家族網絡。司徒氏家族多人服務於嶺南，形成了一種罕見的「教育家族」現象。 司徒光是嶺南體育傳統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彬彬儒雅，貌如處子，然速率彈力驚人」，在其主項三級跳遠上堪稱絕代驕子。1929年嶺南大學運動會上，他以6.42米獲跳遠冠軍、以12.85米獲三級跳遠冠軍，初露鋒芒。1930年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他以13.39米奪得三級跳遠冠軍；1932年12月，他在第十六屆華北運動會上以13.94米的成績打破全國三級跳遠紀錄；1933年第九屆遠東運動會，他取得三級跳遠第四名，是中國隊在該屆遠運會田徑項目中唯一獲得積分的運動員；1936年更以14.37米的成績再破全國紀錄。同年，他入選中國奧運代表團，與「球王」李惠堂並肩作戰。 徐亨（1912–2009），廣東花縣人，是與司徒光同代的嶺南校友，也是近代中國極少數的「體育全才」。他入水能游，守網能接，騰地能投，躍空能封，在籃球、排球、足球、游泳等多個項目中均達到國手級別，在各類國際賽事中共榮獲八枚金牌。1930年，年僅18歲的徐亨以中學生身份入選排球國手，在東京第九屆遠東運動會上以獨特的背身反手「梳頭式」扣球震驚國際排壇；同年亦作為足球國手把守大門，有「鐵門」之稱。1936年，他與司徒光同列中國奧運代表團名單，赴柏林參加第十一屆奧運會。1941年香港淪陷，時任海軍少校參謀的徐亨，在「香江突圍」中背負重傷的陳策將軍，泅渡至鴨脷洲脫險。戰後以海軍少將退役，創辦台北富都集團。1970年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後獲奧林匹克勳章。 香江突圍的核心人物陳策（1893–1949），海南文昌人，中華民國海軍中將，有「獨腳將軍」之稱。他早年就讀廣東海軍學校，秘密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革命。抗戰爆發後，陳策兼任虎門要塞司令。1938年，他與前廣州市長李福林合演反間計，誘使日軍登陸虎門，親至前線指揮，全殲登陸日軍，但左腿被炮彈擊中，後因細菌感染被迫截肢。1941年香港淪陷當日，時任國民政府駐港最高軍事代表的陳策拒絕投降，決定率部突圍。徐亨背負重傷的陳策泅渡至鴨脷洲，終獲脫險。1942年，英皇喬治六世授予陳策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KBE），使他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中國人。 司徒展代表司徒氏家族在醫學與專業教育方面的成就。司徒展祖籍廣東開平，1907年12月6日生，自幼在嶺南接受教育，後入北京協和醫學院，1933年取得醫學士學位。他曾在北京行醫，並受聘於協和醫學院。1948年南下廣州，在嶺南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擔任外科主任，與家人住在康樂母校校園。1949年後因時局動盪，舉家遷往香港，再移居美國。等候美國政府批准永久居留資格和執業許可期間，他隻身前往西印度群島海地，加入Albert Schweitzer醫院，出任該院總監，為貧苦病人贈醫施藥。1958年，司徒展在紐約州卡密爾自行開業，同時創立美國華人醫學協會。1973年至1988年，司徒展出任嶺南基金會理事，任滿後獲推戴為永遠名譽理事。2001年12月28日逝世。 司徒竟同為司徒氏家族成員，是司徒衞的堂兄弟，曾任嶺南大學經濟學系講師。司徒展之姊司徒清、妹司徒浣均曾在嶺南受教育，其中司徒浣更曾代表廣東省參加全國運動會。其姊夫朱有光曾任嶺南大學教務長，妹夫何世光則為嶺南大學化學系教授。 在當代，司徒展的次女司徒晶（Jane Szutu Permaul）博士，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副校長，並在嶺南基金會董事會任職達25年，其中8年擔任董事會主席，3年擔任總裁。2016年，她以嶺南基金會主席身份，將司徒衞遺存作品逾二百件捐贈予嶺南大學圖書館。司徒靈醫生等家族後人，亦在專業領域延續着與嶺南的聯繫。 五、生年問題的說明 關於司徒衞的生年，現存資料有不同記載。早期校史研究中有1880年及1889年兩說，而香港嶺南中學校董會所立碑記明確記載「1890年生……先生在世共七十二載」，與其1961年逝世相對應。本文以碑記為據，採用1890年說。 六、小結：從家族到共同體 司徒衞的一生，不是從他設計校徽那一刻才開始的。在他成為嶺南的「形式守護者」之前，他首先是開平僑鄉的子弟、格致書院的學生、葛理佩的學徒、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師、司徒氏教育家族的一員，以及跨越香港、上海、澳門、西貢多地分校的教育行政者。這些身份層層疊加，塑造了他理解學校、理解教育、理解共同體的方式——他知道學校不只是課程與制度的組合，而是由標誌、空間、色彩、記憶與人際關係共同構成的有機體。 第二章　校徽、校歌與紅灰精神 章旨 1910年代，司徒衞為嶺南設計校徽，奠定了紅灰共同體最重要的視覺標誌；他同時推動校歌從英文傳唱走向中文化，使校園精神得以在華人學生中廣泛流傳。校徽、校歌與紅灰二色，三者共同構成了嶺南精神的第一組形式載體。本章論證校徽使嶺南可見，校歌使嶺南可唱，紅灰二色使嶺南可辨認。 一、校徽的設計與意象 1911年，司徒衞為嶺南設計校徽。這枚校徽日後成為嶺南共同體最重要的視覺形式，但它的誕生並非憑空想像，而是源於長期的校園觀察與凝練。 據現有資料，司徒衞設計校徽的靈感來自他站在康樂園校舍北向遠眺所見的景象：白雲山橫亙天際，珠江如帶橫陳南岸，校園內荔枝林茂密，曲水環流，小路蜿蜒。他把這些元素一一收入圓形構圖之中，完成了一枚既是地景寫照、又是精神象徵的標誌。 校徽的構圖分為五層符號單元，每一單元均對應校園景觀與辦學理念：圓形外框對應「圓融、團結」；上方遠山為白雲山，隱喻學問高遠；中段水平線為珠江，構成畫面穩定基線；八棵荔枝樹為華南風土獨有的印記；下方蜿蜒道路對應「奮前莫畏難」的前行意象。司徒衞以一個具體的數字，守住了共同體對原鄉的記憶——這正是「形式守護者」最精微的實踐。 二、校徽的標準化歷程 校徽最初是司徒衞在嶺南校友會辦事處為統一函件標識而繪製的，並非校方正式委託的「官方設計」。1952年院調整後，校徽中的八棵荔枝樹也隨之散落——香港嶺南校徽帶走七棵，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校徽僅留一棵，澳門嶺南中學則堅守八棵。 1958年，司徒衞應嶺南同學會之邀，為《嶺南通訊》重畫校徽。在同學會辦事處，他當著曹耀等理事的面，順筆畫了幾個版本，並選定最滿意的一幅製作電版。據曹耀先生後人曹家道先生口述，司徒衞在重畫時曾向在場理事再次強調荔枝樹的數目為「八棵」，並表示：「倘若有人問及那個圖案最標準，這就是我的回答。」 歐陽讓學長（1947年超社）在《司徒衞先生——嶺南校徽設計者》一文中進一步考證，三藩市嶺南同學會簡報每一期封面都印著校徽，內裡有八棵樹，而香港嶺南會所內牆的校徽有七棵，同學會小學的校徽有六棵。他認為：「司徒前輩的手繪圖是八棵樹，建議校徽用八棵樹，符合原創者的心意。」 三、紅灰二色的來源 據校友回憶，1910年代嶺南學生參加廣東省運動會時，曾自發製作紅灰兩色的啦啦隊校旗為代表隊助威。司徒衞將這兩個已經在校園文化中流傳的色彩納入校徽設計，使紅灰二色從運動場上的即興符號，升格為整個共同體的正式標誌。後來校友為紅灰賦予精神內涵：「殷紅如血」象徵忠誠與熱忱，「深灰似鐵」象徵耐勞與堅韌。 四、校歌的英文源流與中文翻譯 嶺南校歌的旋律源自美國民謠《Annie Lisle》，康樂建校初期由葛理佩夫人填寫英文歌詞。司徒衞為使不諳英語的學生亦能唱頌，邀請國文教師陳輯五協助譯為中文。校歌完成了從「補充語言」到「並行敘事」的地位轉換，使嶺南精神在華人學生中有了聲音記憶。 五、地景、聲音與圖像：康樂北眺的三重表達 校歌與校徽是同一場景在不同媒介中的三次表達——英文校歌是聲音的初現，中文譯詞是語言的轉化，校徽是視覺的凝定。1960年出版的葛理佩紀念文獻中記載：「很可能正是受這首歌的啟發，司徒衞先生——嶺南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葛理佩先生最傑出的學生之一——捕捉到了後來成為大學校徽的靈感。」 六、校徽—校歌—校色：三位一體的形式系統 校徽提供視覺標誌，校歌提供聲音記憶，紅灰二色提供身份色彩。三者共同構成嶺南身份敘述的核心框架，成為一種「可攜帶的校園」——使嶺南在失去原有空間之後，仍能被看見、被唱出、被辨認。 第三章　香港嶺南教育的開拓 章旨 1922年，司徒衞奉鍾榮光校長之命，在香港創辦嶺南分校，並出任首任校長。這是嶺南教育首次有系統地移植到香港，也是日後香港校脈得以延續的起點。此後數十年間，司徒衞足跡遍及上海、澳門、越南西貢，將嶺南教育網絡從華南延伸至華東與海外華人社群。本章的核心論點是：香港嶺南教育並非1950年代以後才開始準備復校；其制度、校舍、校友與精神基礎，早在1922年司徒衞創辦香港分校時已經播下。 一、鍾榮光的遠見與司徒衞的使命 1922年，鍾榮光正式出任嶺南大學首位華人校長。他眼見在港校友子弟年歲漸長，若欲返穗就讀母校，道途遙遠，遂萌生在香港設立小學之念。駐港舊同學陳秋安、陳符祥、劉季焯諸君，以及本港紳商李星衢、李自重、莫干生、李榮光、吳天保醫生等皆響應其事。鍾榮光選擇司徒衞來執行這項任務——此時的司徒衞已在嶺南任教十餘年，設計了校徽，兼具務實的執行力與對嶺南精神的深刻理解。 二、從跑馬地到司徒拔道 嶺南在香港的教育工作可追溯至1913年。但真正的制度性奠基始於1922年司徒衞奉鍾榮光校長之命南下創辦香港分校。2月16日，香港嶺南分校在跑馬地布律活道正式開辦，首學期共有學生六十六人，教職員九人。開學之日，司徒衞因船期延宕未能及時抵港，幸得嶺南大學前附小主任楊國荃代執行職務。 1924年，學生增至一百四十餘人，校董會遷至鳳輝台。鳳輝台校舍由養和醫院創辦人李樹芬安排、永安家族郭鳳輝租出。1928年遷至司徒拔道，1933年購為永久校址。鍾榮光校長致函校董：「該處甚合辦學之用，在此多年著有成績，安土重遷。」信中提及「何爵士曉生」——何東爵士再次印證了其在司徒拔道校址獲取中的關鍵角色。 三、司徒衞的人脈網絡 司徒衞的人脈網絡涵蓋五個圈層：校內同僚（鍾榮光、李應林）；嶺南校友（陳符祥）；香港華人精英（李樹芬、郭泉、林護、何東爵士）；教會社群（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商界賢達（何善衡）。這些關係不是靠權力或財富維繫，而是以共同的教育信念為紐帶——這種以「事」而非以「情」為核心的人脈，是司徒衞能夠在多地持續拓展嶺南教育的重要原因。 四、上海、澳門與西貢：嶺南教育的跨地域拓展 1928年，司徒衞開辦上海南屏分校；1939年，開辦澳門南屏分校；1938年12月，嶺南大學校董會委派司徒衞遠赴越南西貢開辦分校，1939年3月10日正式開課。西貢分校歷經三次遷校，戰後全校學生達一千一百餘人，是一所頗具規模的華僑學校。 五、香港校脈的歷史意義 1938年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曾借香港校舍堅持辦學。1952年廣州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後，香港的嶺南中小學成為紅灰精神唯一仍在新一代學生中延續的制度化基地。1967年香港嶺南書院復校，正是建立在這條早已存在近半世紀的校脈之上。司徒衞未能親眼看見1967年的復校，但他1922年在香港播下的種子，卻在失所年代長成了支撐嶺南延續的樹幹。 第四章　戰時播遷與嶺大村 章旨 抗戰時期，嶺南大學經歷了自廣州淪陷到香港淪陷的雙重打擊，最終於1942年北遷粵北曲江仙人廟附近大村，建立臨時校址「嶺大村」。本章的核心論點是：大村不是康樂園的殘缺替代品，而是嶺南大學在抗戰危機中重新取得形體的臨時校園——它證明了嶺南可以離開原址而重新成形，而司徒衞那句「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正是這一精神的濃縮。 一、廣州淪陷與第一次遷移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嶺南大學師生攜帶部分圖書儀器撤離康樂園，遷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學的教學科研設施繼續辦學。1940年11月9日，嶺大農學院在韶關坪石新址舉辦開基禮，農學院院長古桂芬因操勞過度染上惡性瘧疾，已於兩個月前的9月16日以身殉職。 二、香港淪陷與再度遷移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嶺南中學司徒拔道校舍被日軍佔據，檔案遭焚燬。1942年初，李應林校長組織先遣隊進入粵北「自由中國」地區。司徒衞與楊子顯及兩名木匠同行，攜帶少量炊具、陶罐、筷子與個人物品，歷時一月餘抵達曲江仙人廟站。 三、李應林拒絕「改國立」的歷史抉擇（1942年） 一九四二年一月，李應林抵達重慶向教育部報告復校計劃。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出：「改國立。全部教育經費教育部包起，不改國立，一文不借。」李應林回答：「嶺南大學自創辦以來，一直以私立獨立為辦學宗旨。改國立，固然可以解決經費問題，但卻會失去嶺南的靈魂。」會談陷入僵局。李應林經留美同學李泰初介紹，認識美國茶商威廉肯，獲捐助法幣二十萬元，成為復校的關鍵資金。回韶途中，英國大使邀請港大學生借讀嶺南大學，李應林欣然同意。 四、「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 司徒衞面對寒酸的開端，說出了日後被反覆引述的話：「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這句話包含三重意義：它是信念——司徒衞相信只要師生仍在、教育意志未滅，嶺南便可以重新開始；它是命令——立即行動，修屋、搭牆、做桌、開井、排課、復課；它是形式宣言——司徒衞要重建的不只是幾間房屋，而是一所能被稱為「嶺南大學」的戰時校園。 五、司徒衞主持校園建設 司徒衞於1942年5月12日返抵嶺大村，主持校園建設。他帶領三百名工人，將原有茅屋修葺改建為辦公室、課室、宿舍與膳堂，加建大禮堂、圖書館與新宿舍。歐陽讓學長記述：「司徒先生與李校長會面時，校長未及寒喧劈頭告他：『有極饒趣味之工作，專候兄來，其為我開發大村校址如何？』應之曰：『可！』」司徒衞自述：「有人稱我為『山大王』，用我喜歡的藝術方式處理，不理規條。不過今時大學已上軌道……我如釋重負，也為了可以有一個新開始而感到激動。」1942年9月7日，嶺南在停課九個月後正式復課。 六、懷士堂與康樂舊名的移植 大村校園的核心建築是懷士堂，由司徒衞主持設計，是大村最具象徵意義的建築。大村建築沿用廣州康樂園舊名——格蘭堂、黑石屋、葛理佩堂——使簡陋的臨時校舍帶上了康樂園的精神延續。大村校園得以維持運作，亦有賴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保護與便利。 七、桐油燈、深井水與膳食自治 大村沒有電力，師生用桐油燈照明；沒有自來水，大學部與中學部各有一口深井。歐陽讓學長記述：「每人購置一個竹製水壺來儲食水……口渴時要雙手捧著竹筒，從缺口直接倒進口裡，弄濕衣服是常見。」米糧短缺時，嶺大曾派師生遠赴湖南長沙購米。伍沾德於1943年入讀嶺南大學，因包伙食商加價而組織學生膳食小組，被推為膳食部長，一學期下來為同學節省近三分之一伙食費。 八、音樂、戲劇、文學與學生記憶 大村雖物質匱乏，但精神生活豐富。戲劇、歌詠團、管弦樂隊、銀樂隊演出不斷。學生曾遠赴湖南衡陽美國空軍基地勞軍。詩人學者冼玉清隨嶺南遷至大村，創作《流離百詠》。歐陽讓校友親歷大村生活，回憶道：「大學中學共五百二十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戰火洗禮，使我們親如手足，這是傳統的嶺南精神。」 九、戰後復員與大村的歷史定位 1945年初，日軍逼近大村，司徒衞寫道：「我自己想留下來因為我非常喜歡大村：巨大的樟樹、涼爽的天氣、三十種鳥類、可愛的野花和廣闊的稻田，整個氛圍充滿藝術氣息……」抗戰勝利後，嶺南大學遷回廣州康樂園。大村的使命結束了，但大村的意義並未消散——它證明了嶺南可以離開康樂園而重新成形。 十、小結：重新開始的能力 大村不是康樂園的影子，而是嶺南在戰火中重新取得形體的地方。司徒衯在大村的角色，不只是一個建設者。他以工程使嶺大村可以居住，以命名使茅屋帶有康樂園的記憶，以畫筆使這段歷史留下視覺檔案。大村是他「形式守護」使命的高峰。 （第五章至第十三章將在下一輪繼續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