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雲歲月》（Floating Clouds and Passing Time）

在傳統學術著作中，附錄通常是「輔助材料」——數據表、問卷、原始文件，置於書末，供讀者查閱，不承擔敘事功能。 但本書的附錄，從一開始就不是「附屬品」。在〈紅灰古道〉導讀中，編著者已明確定下體例： 「正文是路，附錄是景。」 這意味着：正文是一條不中斷的敘事主線——司徒衞的一生，從開平到康樂，從香港到粵北，從薄扶林到屯門。而附錄則是路旁的風景——人物小傳、原始文獻、詩作、論文、墓誌銘、安息禮拜報導、獎學基金設立記錄——它們不是「正文的補充」，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正文。 二、附錄多於正文，表示了什麼？ 其一，這是一本「文獻集」與「傳記」的合體。 本書的主角是司徒衞，但司徒衞的一生橫跨教育、藝術、戰亂、遷徙、復校、紀念，涉及的人物超過一百七十位，涉及的文獻跨越百年。若將所有這些材料都塞進正文，敘事節奏必然被拖垮。於是編著者選擇了一條更從容的路：正文講故事，附錄存證據。 其二，這是對「原始文獻」的尊重。 附錄中收錄的〈陳汝銳〈本校沿革概略〉〉、〈黃應求先生報喪啟事〉、〈司徒光謹啟〉、〈司徒衞安息禮拜報導〉、〈三藩市鎮南同學會挽聯〉等，都是一字不改的原始文獻。它們不是「加工後的敘述」，而是歷史現場的碎片。附錄字數多於正文，意味着本書不僅是一部傳記，更是一座可以觸摸的檔案庫。 其三，這是「紅灰記憶工程」的具體實踐。 本書第十章「紅灰記憶工程」提出：要將散落於廣州、香港、海外、墓園、檔案與私人收藏的嶺南記憶，重新編織成可查、可看、可講、可學的系統。附錄多於正文，正是這一理念的落實——正文是敘事，附錄是系統。 三、一個具體的比較 面向 正文 附錄 功能 敘事、論證、情感 存證、補充、延伸 體例 連貫的十三章 二十六種獨立文獻 閱讀方式 順序通讀 隨時跳閱、按需查考 時間跨度 主線百年 從1888年到2026年 人物 核心人物為主 超過170位嶺南相關人物 文獻性質 編著者撰述 原始文獻照錄 四、這種結構在嶺南出版中的意義 嶺南大學校史出版，過去多為「校史敘述」或「紀念文集」。本書的結構，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以傳記為經，以文獻為緯——正文讓讀者認識司徒衞這個人，附錄讓讀者看見他所處的整個時代。 附錄多於正文，不是「正文寫得不夠」，而是「附錄本身就是正文的一部分」。它讓這本書不只是「一本關於司徒衞的書」，而是「一座關於嶺南百年的文獻庫」。 五、一句話總結 ...

聲明：本文為擬人視角歷史抒情散文。以大石鼓自述展開敘事，部份情景屬文學演繹，並非直接史料紀錄。 【引言中心】 百年滄桑之間，牽繫著兩段不解的緣份：一重是司徒衛衛叔與我這塊大石鼓，人與頑石相契相惜的私人情誼；另一重，則是嶺南教育與跑馬地黃泥涌谷地，這片啟源故土割不斷的地緣。衛叔正是溝通二者的橋樑；個人的交誼隨生命落幕而終止，然而學校與故土的因緣，穿越戰火與遷徙，綿延百年不曾消散。藉我這塊靜立於馬場的頑石之眼，回望這兩重緣份交織的歲月。 一、我是一塊石頭 我沒有正式名字。跑馬地的馬迷喚我「大石鼓」——形狀渾圓如鼓，浪拍岸腳時聲作鼓鳴，因而得名。 1846年，英人將這片名為「黃泥涌」的沼澤闢作馬場。那時我已在此，早於看台、早於跑道，早於所有後來被稱作「歷史」的人事。 我不過數人身高，然馬場初闢之際，四野無高樓遮擋，我這塊石頭連同數株老樹，竟成絕佳觀賽點。華人不得進入看台，便紛紛攀上我的肩背，「草根霸王」之名由此而起。 但我今日要說的，不是賽馬。是兩段不解的緣份：其一是嶺南教育與跑馬地這一方土地的因緣；其二是司徒衛（衛叔）與我這塊頑石之間個人之交。 二、一九二二年，我腳下咫尺之遥的那間屋 1922年2月16日，我腳下的布律活台1號屋，新開了一所學校。 我與它近在咫尺——近到能聽見書聲琅琅，近到能數清那66個新生的身影。創校人是司徒衛，然船期延誤，他至2月19日方抵港；開學頭幾日，由一位名叫楊國荃的先生暫代主持。 構思開辦這所學校的，是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眼見香港校友日眾，其子弟年長者可赴廣州求學，年幼者雖心嚮往之，卻苦於路途遙遠。「香港嶺南分校」便由此而生。 開校之初僅設小學，學生66名、教職員10位。布律活台校舍淺窄，兩年後便已不敷使用。 司徒衛終於來了。他走進那間屋子時，我記住了他沉穩的腳步聲。從此，屬於我們兩者的緣份就此展開。那時的他不會知道，這一結緣，便是近半個世紀。 他初來那陣子，常課餘來到我身上，望著馬場。他跟我說，他最喜歡馬，也最愛畫馬。「馬的神氣，全在跑起來那一下。」就這樣，我陪著他，靜看場內駿馬奔馳、騰躍、轉彎、衝刺——那流暢的線條、勁健的肌肉、飛揚的鬃尾、踏地的節奏，一一收入他眼裡，化入他腦海。他說，這裡就是他最好的寫生臺，奔馬的每一種跑姿，都給了他無窮靈感。 三、衛叔，我的老友記 司...

前言 嶺南大學自一八八八年在廣州創校，歷經廣州、香港、粵北、澳門、西貢等地遷徙，至今已逾一百三十載。百年之間，紅灰精神之所以不墜，全賴一代代嶺南人以不同方式守護。有人為嶺南找到土地，有人在戰火中死守獨立尊嚴，有人則以形式為嶺南造形、定音。本系列之設，正是為了記述這些先賢的生命與貢獻，使後人得以辨認他們的身影，並在每一個時代重新使用他們留下的形式。 司徒衞校長，是本系列首部著作的主角。他是嶺南校徽的設計者、香港分校的創辦人、抗戰時期粵北大村的建設主持者、水彩畫家。他一生不以權位留名，而以形式傳世：設計校徽，使嶺南有了可攜帶的身份；創辦分校，使嶺南教育在異地重生；畫下水彩，使康樂園與嶺大村留下可見的記憶；設計玻璃窗，使信仰在光中說話；設立助學金，使教育在死亡中延續。我們以「形式守護者」來理解他的一生，並將他與陳子橋、李應林並列，視為嶺南百年史中三種不同類型的守護者。這一分析框架，為嶺南校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本書為首部以司徒衞校長為核心的完整傳記。此前嶺南校史研究，多集中於鍾榮光、李應林、陳序經等校長，或農學院、醫學院等院系史；司徒衞雖為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粵北大村建設主持者，卻從未有一部專著系統梳理其生平與貢獻。本編委會不揣淺陋，率先嘗試，以「拋磚引玉」之心，希望引起學界與校友對司徒衞校長的關注。文中若有疏缺，尚祈方家不吝指正，並期待日後有更多史料出土，以補本書之不足。 本書在編纂方法上，採用「正文敘述、附錄史料」雙軌結構。正文十三章，以敘述與分析為主，從家族、信仰、教育啟蒙，到分校、校徽、水彩、抗戰、復校、藝術、精神遺產，層層展開。附錄五卷三十篇，以原文、數據、口述、研究為主，收錄人物表、重要人物小傳、原始文獻、研究論文、口述回憶、編纂資料。同一事件，正文詳寫一處，其餘互見；附錄收原文，避免重複。全書去重後，字數減少約一萬六千字，互見語統一為「詳見第X章第X節」或「原文見附錄X X」。 本書收錄了大量首次整理或公開的一手史料，包括司徒衞安息禮拜報導、逝世剪報輯存、校徽手稿及簽名、懷士堂水彩畫及說明、嶺大村全景及學生素描、一九四二年書信摘錄、新校徽構想、墓誌銘碑文、伍步剛代序及口述、校徽釋義全文等。這些史料，使本書不僅是一部傳記，更是一個可供後續研究者取用的資料庫。 司徒氏家族與嶺南的關係，持續整整一個世紀。從司徒衞到司徒寬、司徒光、司徒展...

第五章　水彩記憶：司徒衞筆下的康樂與嶺大村 章旨 司徒衞不只是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戰時校園建設者，也是一位水彩畫家。本章論證：他的水彩畫並非單純的個人藝術創作，而是嶺南共同體在戰亂、遷徙與校園失落中保存自身記憶的一種視覺形式。校徽把康樂地景凝縮為象徵符號，水彩則把康樂園與嶺大村的日常空間保存為可觀看、可追憶、可傳承的圖像記憶。二者同樣服務於嶺南共同體的視覺保存，只是媒介不同：校徽是壓縮的符號，水彩是展開的敘事。 司徒衞的畫筆，使他成為嶺南百年史中極少數兼具「建設者」與「記錄者」雙重身份的人物。他用工程使嶺大村可以居住，又用水彩使嶺大村可以被記憶。正如他在戰時所說：「我們沒有照相機，那我就權充攝影師好了。」本章將梳理其藝術修養的來源，比較戰前康樂園與戰時嶺大村兩個系列的畫風差異，分析戰時物資匱乏下的創作策略，並論證這些畫作在攝影稀缺年代所承擔的檔案功能。最後，本章將記述這批作品如何從私人收藏轉化為共同體遺產——2008年的捐贈、2019年的展覽與出版，使司徒衞的水彩重新進入公共視野，成為紅灰記憶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畫筆之外的司徒衞：藝術修養與觀察訓練 在討論司徒衞的水彩作品之前，有必要先理解他的藝術修養從何而來。一個人不會憑空成為共同體的視覺記錄者，其背後必有訓練、薰陶與自覺的選擇。 司徒衞的藝術啟蒙，可追溯至格致書院時期。美籍教師Henry Graybill（葛理佩）主持「圖畫」「手工」等課，是近代華南較早系統引入西方透視、實物寫生與環境觀察訓練的起點之一。Graybill的教學有兩個特點對司徒衞影響深遠：主張「從校園本身開始畫」，將建築、樹木、道路視為最穩定的寫生主題；強調「畫即紀錄」，要求學生隨筆記錄空間比例、材料質感與光線變化。這一「觀察—描繪—紀錄」一體的思路，與司徒衞後來以畫作保存校園記憶的做法一脈相承。 除視覺訓練外，司徒衞的藝術修養還有更廣闊的背景。他曾留學英國，接觸西方水彩傳統，喜愛古典音樂與英文閱讀，這些經驗使他超越了一般教育行政人員的養成，具備一種審美人格。他的水彩既不同於嚴格遵循歐洲學院派明暗體系的寫實路線，也非完全承襲嶺南畫派的沒骨與撞水撞粉技法，而是在中西之間摸索出一套適合表現嶺南亞熱帶氣候與空間氛圍的獨特語言。 現存作品中，《名駒沐浴圖》（澳門藝術博物館藏）是體現這種融合的代表性案例。畫面中，庭院背景以沒骨...

✅ 出版者 〔待定〕 出版日期 二〇二七年春（嶺南大學香江復校六十週年） 定價 〔待定〕 收益安排 本書所有售書收益，扣除必要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及相關紀念助學基金之用 凡例 一、書中「司徒衞」之「衞」字，為港澳及海外繁體中文之通用寫法，亦為嶺南校史文獻及司徒衞本人署名所沿用。引文及碑刻原文如用「衛」字，則保留原貌不改，正文論述則統一為「衞」。 二、本書所引史料，凡出自《華僑日報》、《嶺南通訊》、嶺南大學檔案、Corbett《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及校友回憶錄等，均於正文中標明來源，並於書末「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逐一列出，以備查考。 三、全書以繁體中文書寫，人名、地名、機構名稱均依歷史文獻之原始用字。英文人名及書名首次出現時附原文，其後則以中文為主。 四、本書所述年代，1949年以前採民國紀元（如「民國八年」），其後採西元紀年（如「1952年」）。書中凡涉及明確年份者，均於上下文標示清晰，避免混淆。 五、書中人物名錄按姓氏筆畫排序，附簡要身份說明，以便讀者快速查閱人物關係。 六、本書之寫作，以「形式守護者」為核心概念，串聯嶺南百年史之關鍵人物、空間遷徙與形式創造。各章既可獨立閱讀，亦可按時間順序通讀，以見嶺南精神之完整脈絡。 七、本書為「嶺南先賢系列」之首部著作。本系列旨在系統性整理、編纂與出版嶺南大學百年史中之關鍵人物傳記與專題研究，為紅灰共同體保存信實之歷史記錄。 編者說明 適逢嶺南大學在香江復校一甲子（1967–2027），紅灰精神歷經百年風雨，始終薪火相傳。 本書之出版，緣於三個原因。 其一，紀念司徒衞校長誕辰。 2026年為司徒衞校長（1890–1961）誕辰一百三十六周年。司徒校長為嶺南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戰時大村建設主持者，其一生以教育為志業、藝術為輔佐，是紅灰精神最重要的守護者之一。然而長期以來，其事蹟散見於零散文獻，未有一部完整著作予以記述。本書之出版，可望填補此一空白，為這位默默守護嶺南形式的教育家留下信實的記錄。 其二，紀念曹耀先生誕辰。 2026年亦為先父曹耀先生（1906–1981）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先父於1925年沙基慘案中面部中彈，留下終身疤痕；1954年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創辦《嶺南通訊》，動議擴建嶺南中學，為1967年香港復校鋪路。他與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