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復校的嶺南~撰文；曹家道
戰後復校：校友接力、港澳分流、檔案守護與嶺南的制度重生 章旨 1952年至1967年並非嶺南教育的空白期，而是香港復校真正的孕育期。廣州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撤銷建制後，嶺南並未消失，而是透過多條路線保存自己：港澳中小學教育的分流保存、澳門嶺南中學的完整教育階梯、香港嶺南會所與同學會的制度化、《嶺南通訊》的文字動員、崇基書院所承載的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經驗、紐約校董會與海外檔案的制度記憶守護，以及一代復校學長與社會支持者的集體承擔。1967年9月9日香港嶺南書院正式開課，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事件，而是上述多重保存力量長期匯聚的結果。 本章論證：嶺南的復校，不是單一人物、單一城市、單一機構的成果，而是一場跨地域、跨世代、跨制度的接力工程。從曹耀、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容啟東等校友及支持者的組織推動與財政支持，到港澳分校網絡的默默支撐，再到崇基書院的教育經驗、紐約校董會四十年不懈的制度守護——每一條路線都在為1967年的制度重生鋪路。 一、鍾榮光與民國初年廣州教育改革 鍾榮光是嶺南大學史上的關鍵人物，也是民國初年廣東教育界的重要人物。他早年任嶺南大學漢文總習，後來成為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在嶺南由外籍傳教教育機構逐步轉向華人參與管理的過程中，具有承前啟後的地位。 然而，鍾榮光的重要性並不只限於嶺南校內。他亦曾出任廣東省教育司司長，參與民國初年廣東教育制度與社會改革。正因他同時具有嶺南教育者與廣東省教育行政官員的雙重身份，才使嶺南與當時廣州更廣泛的教育改革網絡發生連接。 1910年代的廣州，正處於革命、共和建政、地方教育改革與社會救助實驗交錯的時期。新式學校、女子教育、孤兒與弱勢群體救助、禁婢與婦女解放等議題，成為當時改革者關注的焦點。鍾榮光身處這一時代網絡之中，一方面主持嶺南教育發展，另一方面也以省教育行政身份參與廣東新式教育體系的擴展。 1926年3月25日，紐約州立大學正式批准嶺南大學改制，校務主導權移交華人董事會。1927年1月全面完成權力交接，鍾榮光與吳耀初等成為華人董事會的核心領袖。這一事件標誌着嶺南從美國教會主導轉為華人自主辦學，是嶺南發展史上的分水嶺。鍾榮光正是這一歷史轉折的關鍵人物。 因此，本章討論陳景華與女子教育院時，並不是要把陳景華納入嶺南校史核心人物之列，而是要說明：嶺南並非孤立存在於康樂園內，它也與民初廣州教育、革命與社會改革網絡互相交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