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輔文
書名頁
嶺南先賢系列
華南教育家司徒衞：一枚校徽的百年旅程
——適逢嶺南大學香江復校一甲子（1967–2027）獻禮
力圖／曹家道 編著
版權頁
項目 內容
書名 《華南教育家司徒衞：一枚校徽的百年旅程》
系列 嶺南先賢系列
編著者 力圖／曹家道
出版者 〔待定〕
出版日期 二〇二七年春（嶺南大學香江復校六十週年）
定價 〔待定〕
收益安排 本書所有售書收益，扣除必要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及相關紀念助學基金之用
凡例
一、書中「司徒衞」之「衞」字，為港澳及海外繁體中文之通用寫法，亦為嶺南校史文獻及司徒衞本人署名所沿用。引文及碑刻原文如用「衛」字，則保留原貌不改，正文論述則統一為「衞」。
二、本書所引史料，凡出自《華僑日報》、《嶺南通訊》、嶺南大學檔案、Corbett《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及校友回憶錄等，均於正文中標明來源，並於書末「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逐一列出，以備查考。
三、全書以繁體中文書寫，人名、地名、機構名稱均依歷史文獻之原始用字。英文人名及書名首次出現時附原文，其後則以中文為主。
四、本書所述年代，1949年以前採民國紀元（如「民國八年」），其後採西元紀年（如「1952年」）。書中凡涉及明確年份者，均於上下文標示清晰，避免混淆。
五、書中人物名錄按姓氏筆畫排序，附簡要身份說明，以便讀者快速查閱人物關係。
六、本書之寫作，以「形式守護者」為核心概念，串聯嶺南百年史之關鍵人物、空間遷徙與形式創造。各章既可獨立閱讀，亦可按時間順序通讀，以見嶺南精神之完整脈絡。
七、本書為「嶺南先賢系列」之首部著作。本系列旨在系統性整理、編纂與出版嶺南大學百年史中之關鍵人物傳記與專題研究，為紅灰共同體保存信實之歷史記錄。
八、本書附錄收錄大量第一手文獻，包括校友口述、報刊剪報、公函信札及回憶文章等，均以原文照錄為原則，力求保存歷史原貌。附錄中各文獻的觀點、用字及敘事方式，未必與正文完全一致——如「衞」與「衛」的寫法差異、同一人物在不同文獻中的稱謂差異、同一事件在不同敘述中的細節出入——此正為附錄之「別有風味」，讀者閱覽時，以正文敘事為主要脈絡，以附錄文獻為原始參照，兩相對照，歷史之多元面貌自然浮現。
編者說明
適逢嶺南大學在香江復校一甲子（1967–2027），紅灰精神歷經百年風雨，始終薪火相傳。本書之出版，緣於三個原因。
其一，紀念司徒衞校長誕辰。 2026年為司徒衞校長（1890–1961）誕辰一百三十六周年。司徒校長為嶺南校徽設計者、香港分校創辦人、戰時大村建設主持者，其一生以教育為志業、藝術為輔佐，是紅灰精神最重要的守護者之一。然而長期以來，其事蹟散見於零散文獻，未有一部完整著作予以記述。本書之出版，可望填補此一空白，為這位默默守護嶺南形式的教育家留下信實的記錄。
其二，紀念曹耀先生誕辰。 2026年亦為先父曹耀先生（1906–1981）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先父於1925年沙基慘案中面部中彈，留下終身疤痕；1954年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創辦《嶺南通訊》，動議擴建嶺南中學，為1967年香港復校鋪路。他與司徒衞校長相交數十載，司徒校長逝世時，先父與李炳超校董為其捧柩送殯。一枚校徽，串起了兩代人的紅灰記憶。
其三，填補史料空白。 嶺南百年史料豐厚，卻散落於不同主題、不同人物、不同年代之間。本書之寫作，正是一次系統性的重新編織：將散佚的歷史碎片，按「形式守護者」這一主線，重新串聯成可讀、可傳、可查的完整敘事。
本書既是對司徒衞校長的致敬，也是對先父曹耀先生的紀念。兩位先賢，一位以形式守護共同體，一位以行動重建共同體。他們的生命交織於嶺南百年史之中，而本書試圖為這份交織留下記錄。
本書所有售書收益，扣除出版所需成本後，全數撥作港澳院校及相關紀念助學基金之用，以延續司徒衞校長與曹耀先生作育英才、服務社會之遺志。
值此雙周年暨復校甲子之際，謹以此書，獻給司徒衞校長與曹耀先生。
紅灰大道
本書如作者作導償，引領讀者，同行紅灰大道。
這條路，由一代又一代嶺南人接力鋪就。
鍾榮光是嶺南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一九二七年從美國基金會手中接管辦學權，為這條路豎起了第一塊路標。
司徒衞緊跟其後。他在廣州畫下校徽，在香港創辦分校，在粵北大村搭建茅舍，在澳門畫出水彩，在香港留下玻璃窗與助學金，最終在薄扶林安息。他用一生，鋪出了這條路的主幹。
李應林與他同行。他在戰火中拒絕「改國立」，率師生北遷大村，守住嶺南的獨立與尊嚴。
李毓宏走在這條路上。一九四二年，他受李應林之託，偷渡港澳送信，通知流散師生回大村復課。後來他在香港擔任《嶺南通訊》總編輯，用文字為這條路鋪上另一層基石。
司徒光在柏林奧運會的跑道上奔跑。紅灰的身影第一次出現在世界賽場。
伍沾德從大村的茅屋裡走出。他組織膳食小組，為同學節省伙食費。後來他創辦美心，倡議廣州復名。
大村路上，還有村童的身影。他們把長褲紮成布袋，馱著大米，在山路上前行。
伍步剛坐在車上，指著窗外一處石台說：「那裡叫上圓墩。我小學時常坐在那裡，聽司徒校長講故事、看他畫畫。」
紅灰大道，延綿百年。一代又一代，各以不同方式，在路上留下腳印。
路從開平赤坎鎮起始，行經廣州康樂園、香港司徒拔道、粵北大村、薄扶林墳場，直入屯門虎地。但這只是作者引領讀者走過的一小段。嶺南人要行的，是更長的路。
紅灰大道，尚在延伸。作者只是同路人，願引領你走過這趟紅灰之旅。
總序 形式守護者
那是一個週二的下午，溫哥華唐人街。
茶樓角落幾張桌子坐滿嶺南校友。每週二在此聚會品茶，是同學會維持幾十年的傳統。曹家道在鄧宗泰身旁坐下，茶壺騰起白煙，滿室都是校友談笑，話題由生活瑣事飄向舊時校園，憶起司徒拔道的舊課室。
鄧宗泰沒有參與閒談，掏出手機，將螢幕轉向曹家道。畫面是山坡上的一方墓碑，沒有十字架，只有一枚紅灰配色的嶺南校徽，白雲山、珠江、八棵荔枝樹，兩側樹冠殘缺。
周圍校友紛紛圍過來觀看，議論校徽與嶺南先賢的往事，卻無人追問墳墓的確實地點。有人提議存下照片留念，鄧宗泰卻搖頭。
曹家道心中滿是疑惑，低聲追問：「這是誰？」
鄧宗泰輕聲答道：「司徒衞校長。」說完便收回手機，舉起茶杯不再言語。
曹家道便沒有繼續追問地點，可那枚山坡上的校徽，深深印在他腦海。接下來兩年，他時常想起這張照片，卻始終沒有行動。
二零二三年，曹家道回到香港。當記憶裡的畫面再度浮現，他打給鄒偉霖：「我在溫哥華看過一張照片，山坡上的墳墓立著嶺南校徽，是司徒衞校長的，我們去找。」鄒偉霖只回了一句：「好。」
兩人開始尋找。翻閱校友留言、對照衛星地圖、訪問老校友，埋頭翻讀舊刊物《嶺南通訊》，終於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九期裡找到記載：司徒衞校長葬於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墓前立有嶺南校徽①。
一個天晴的早上，二人走進廣大的薄扶林墳場。沒有精確位置，只能沿山路逐個查看墓碑。漫長搜尋近一小時，正要轉換路徑，鄒偉霖停步：「這邊。」
草坡綠草萋萋，樹影搖曳。眼前的墓碑，和記憶中照片完全一致。曹家道湊上前，看清碑文，心底一震：果然是司徒衞校長。
曹家道靜靜站在墓前。一張照片，把一段厚重的歷史簡化成一幅畫面，可這份簡化是殘缺的。相片告訴他墓主的名字，卻給不了真實的現場。唯有親自走過曲折山路，查閱文獻，站在實實在在的墓碑之前，碎片般的影像，才還原成活生生的歷史。
照片只是起點。真正的認識，要等到親自尋獲的那一刻，才正式開始。
世間許多記憶與歷史，常被簡化為一幀圖像、一個名字。簡化方便流傳，卻也會剝奪重量。真正的理解，不該止於間接的看見，而需要親身的尋覓與抵達。
那枚校徽立在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的山坡上，在一方墓前。圓形圖案，紅灰兩色，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被凝縮其中。路過的人若不知底細，大概只會當作普通墓碑裝飾。但紅灰後人看見它，便知道墓中安息的是誰。
那是司徒衞的墓。
而他墓前那枚校徽，正是他親手設計的。
在那座墓園之外，還有更多先賢的名字，像一座無形的「泰山北斗」——鍾榮光奠立根基，李應林守護烽火，陳子橋落地生根，曹耀復校擎樑，李瑞明文獻築庫，伍舜德、伍沾德回饋教育。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為嶺南共同體奠定了不可動搖的精神基座。
而司徒衞，是這群「泰山北斗」中最特別的一位——他不以權力奠基，而以形式指引。他用校徽為嶺南畫出歸家的路標，用校歌為嶺南唱出前行的節奏，用水彩為嶺南保存可見的記憶，用玻璃窗讓信仰在光中說話。
如果說鍾榮光是嶺南的泰山，司徒衞便是嶺南的北斗——一個以根基立校，一個以形式導航。
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着。這或許是嶺南百年歷史中最動人的回環之一。一所學校的精神，竟能在一枚校徽中保存下來，跟隨師生遷徙到香港、粵北、海外，最後又回到設計者的墓前，等待後人辨認。這讓人不能不追問：司徒衞是誰？他做過甚麼？為甚麼一枚校徽足以召喚整個紅灰共同體的百年記憶？
這本書正是為回答這些問題而寫。
司徒衞不是嶺南大學校長，不是最顯赫的學術權威，也不是最具行政權力的決策者。他的正式職銜，是蒙學校長、香港分校校長、戰時校舍建設的主持者、澳門嶺南中學校長；他的業餘身份，是水彩畫家、教會玻璃窗創作者。但若要理解嶺南共同體如何把抽象精神轉化為可見、可唱、可居住、可記憶、可重建的形式，司徒衞便是一條不可或缺的線索。
他設計校徽，使嶺南可見。
他推動校歌中文化，使嶺南可唱。
他創辦香港分校，使嶺南可遷移。
他主持戰時嶺大村建設，使嶺南可在流亡中重生。
他以水彩保存校園景象，使嶺南可被記憶。
他身後留下的助學金與墓前校徽，使嶺南精神可被後人承接。
這些工作看似分散，實則貫穿同一個使命：在嶺南面臨斷裂之時，為其保存形式；在嶺南失去原有空間之時，為其重建共同體。
我把司徒衞稱為「形式守護者」。
形式有時會被誤解為表面。人們常說不要流於形式，彷彿形式是不重要的外殼。但對一個跨越戰爭、遷徙、制度斷裂與地域轉移的教育共同體而言，形式恰恰是精神得以保存的容器。校徽是形式，校歌是形式，校色是形式，堂名是形式，校園是形式，分校是形式，水彩畫是形式，助學金是形式，墓碑是形式，玻璃窗也是形式。沒有這些形式，精神容易飄散；有了這些形式，後人才有路可尋。
司徒衞的貢獻，不在於留下某一件單獨傑作，而在於反覆為嶺南創造可延續的形式。這些形式跨越他的生命，也跨越嶺南的斷裂。
這本書不是一部完整的嶺南大學校史，也不是一部司徒衞個人傳記。它是一部關於「形式守護」的敘事——以司徒衞為主軸，串聯嶺南共同體百年歷史中那些關鍵的形式創造時刻：
校徽與校歌的誕生，使嶺南精神有了視覺與聲音載體。
香港分校的開拓，使校脈移植到珠江口另一端。
戰時嶺大村的建設，證明嶺南可以離開康樂園而重新成形。
水彩與素描的留存，保存了校園的視覺記憶。
校友復校的行動，把失所之痛轉化為制度重建。
墓園尋根的當代實踐，讓先賢重新被後人看見。
在這些時刻中，司徒衞的身影反覆出現。他不是一個被動的見證者，而是主動的創造者。他在1910年代畫出校徽，1922年創辦香港分校，1942年在粵北大村說出「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又以畫筆保存康樂與大村的景象。他的一生，幾乎參與或預示了嶺南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有關鍵轉折。
這本書也試圖寫出，司徒衞不是孤立的存在。他背後有陳子橋、鍾榮光、李應林等奠基者與守護者；有曹耀、伍舜德、伍沾德等一代代校友把記憶轉化為行動；有司徒氏家族成員——司徒光、司徒展、司徒晶——在不同領域延續紅灰精神；有今日曹家道、鄧宗泰、鄒偉霖等校友在墓園中重新連接斷裂的歷史。司徒衞是其中一條最清晰的線，但這條線上串着的，是整個嶺南共同體。
本書的寫法，是多重材料的交織。
在眾多守護嶺南記憶的先行者中，李瑞明學長（一九二二–二〇二〇）將其所著校史命名為《南國鳳凰》，以「鳳凰涅槃」比喻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的制度失所與一九八八年在康樂園的制度重生。這一意象與本書以「形式守護者」貫穿全書的精神內核異曲同工——前者關注制度的死而復生，後者關注形式的可攜帶性與可重建性。兩者共同指向嶺南百年史的核心命題：一所學校如何跨越斷裂而延續自身。李瑞明學長畢生蒐集嶺南文獻，被譽為「嶺南字典」，其《南國鳳凰》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史學視角與精神參照②。
書中有歷史敘事，有人物傳記，有圖像分析，有墓地尋訪，有口述材料，有學術研究。它不完全採用標準學術專著的寫法，也不走純粹的通俗紀實路線。它試圖在檔案與記憶、制度與個人、文字與圖像之間尋找一種適合這個主題的敘述方式。因為嶺南本身，就不是單一地點、單一制度、單一敘事所能涵蓋的。
本書的重要英文史料之一，是Charles Hodge Corbett於1963年出版的《Lingnan University: A Short History》。此書以嶺南大學美國董事會檔案為主要依據，保存了許多中國方面文獻不易呈現的行政、財務與制度細節，尤其對戰時嶺大村的記載——包括司徒衞率先遣隊前往大村時攜帶少量炊具、陶罐、筷子及個人物品，並說出「嶺南大學重新開始了」一語——成為理解戰時嶺南精神的重要材料。然而，Corbett的敘述因其史料基礎主要來自美國董事會，對華人校友、家族記憶、口述資料與戰後香港復校運動的記錄相對有限。本書因此採取多重視角：以Corbett校史提供基本歷史框架，以《嶺南通訊》與校友回憶錄補充華人師生與校友網絡，以司徒衞水彩補足圖像記憶，以家族口述保存私人歷史，以當代遺址尋訪連接歷史與今日。唯有將這些材料互相參照，方能較完整地理解司徒衞與嶺南精神的歷史生命。
嶺南的百年歷史，是一部不斷離家與回家的歷史。
從澳門到廣州，是尋找家園。
從康樂園到香港，是移植家園。
從廣州到大村，是在戰火中重建家園。
1952年後，是失去制度家園。
1967年香港復校，是在另一地重建家園。
1988年康樂園復名，是在原鄉聽見回聲。
薄扶林墓園尋根，則是在先賢身邊重新確認來處。
今日嶺南大學校長秦泗釗教授在2026年2月17日《香港文匯報》專訪中，將嶺南的百年歷程概括為三個版本：「在1888到1952年間在廣州始創建校的年代，在我看來是嶺大的1.0版本，奠定了大學豐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底蘊；由在香港重建直至今日，是嶺大的2.0版本。而引領嶺南大學邁向數字時代未來，可以稱作是嶺南3.0版本。」③ 這一框架與本書以「形式守護者」貫穿全書的敘事不謀而合：1.0時代，司徒衞等先賢為嶺南創造了可攜帶的形式；2.0時代，這些形式在香港的土壤中繼續生長；3.0時代，紅灰精神將在數字時代的浪潮中被賦予新的內涵。從「嶺大1.0」到「嶺大2.0」再到「嶺大3.0」，從「形式守護者」到「記憶工程」——變的是時代與技術，不變的是紅灰精神薪火相傳的內在邏輯。
真正的家，不只是一片土地。它也是一套符號、一首歌、一種顏色、一段故事、一群先賢、一代代學生與校友共同承擔的記憶。
司徒衞留給嶺南的，正是一條回家的路。
這條路有時通往康樂園，有時通往司徒拔道，有時通往粵北大村，有時通往溫哥華茶聚，有時通往薄扶林山坡，有時通往一張水彩紙，有時通往一名受助學生的課桌。只要紅灰人仍能沿着校徽、校歌、故事與記憶找到彼此，嶺南便沒有真正失去家。
書末附錄所收原始文獻，俱為第一手史料，原文照錄，未加修飾。正文與附錄之間，偶有細節出入、稱謂差異、用字不同——此非疏漏，實為附錄之「別有風味」。讀者參照閱讀，自能體會歷史的多元層次。
本書從一枚墓前校徽出發，終將回到那枚墓前校徽。
山路安靜，樹影覆蓋墓碑。那枚巨型校徽仍然立着，承受風雨，也承受時間。許多路人也許不知其意，但紅灰後人知道：那裏有一位曾為嶺南造形的人。
司徒衞守護了嶺南的形式。嶺南後人則在百年後守護他的名字。
這正是共同體最美的回報。
當我們離開墓園，回望那枚校徽，也許會明白：歷史不是死去的時間，而是等待被重新辨認的召喚。只要有人願意停下腳步，看見、記得、整理、講述、承擔，過去便不會沉默。
紅灰仍在。校徽仍在。回家的路仍在。
而司徒衞，也仍在那條路上，安靜地指引後人。
總序 註釋
① 《嶺南通訊》第29期，1961年11月3日。該期載有司徒衞校長身後事及葬於薄扶林基督教墳場之記載。期數為暫時沿用，待日後確證。
② 李瑞明，《南國鳳凰》，嶺南大學校友會出版，2005年。李瑞明學長另著有《嶺南大學》（1997年）及《嶺南大學文獻目錄》（2000年），為嶺南校史研究之奠基之作。
③ 秦泗釗，〈專訪秦泗釗：數字時代領先的研究型博雅大學〉，《香港文匯報》，2026年2月17日。
前言
這本書的起點，是一張照片。
二〇二一年，溫哥華唐人街。嶺南校友茶聚中，鄧宗泰校長的手機裏，有一張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山坡上的照片。司徒衞墓前，矗立着一枚巨大的嶺南校徽。紅灰圓形圖案在墓園的靜默中格外醒目，彷彿一個等待了半個多世紀的暗號。
那一刻，我想起了父親曹耀。
父親是嶺南大學的學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參加了廣州各界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示威遊行。當隊伍行經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路時，英法軍警突然以機槍向遊行群眾掃射。父親面部中彈，終身帶着疤痕。這道疤痕，是他身體上的嶺南印記，也是我們家族記憶中一道沉默的傷口。
但父親從未停止為嶺南奔走。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創辦《嶺南通訊》，動議擴建嶺南中學高中部。此後十多年間，他與伍舜德、伍沾德、陳德泰、林植宣、黃炳禮等校友一起，一步一步推動香港嶺南書院的復校。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嶺南書院在司徒拔道嶺南中學校舍正式開課——距離一九五二年廣州嶺南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撤銷建制，整整過去了十五年。
父親晚年留下大量關於嶺南的筆記與回憶，署名「力圖」。那些遺稿，是他那一代紅灰人用生命經歷過的歷史，也是我這一代紅灰人必須記錄下來的責任。
然而，真正讓我下定決心完成這本書的，是那張照片。
那枚墓前校徽，是司徒衞先生親手設計的——他用白雲山、珠江、荔枝樹與曲水，把康樂園凝縮成一個可攜帶的符號。當嶺南離開康樂園時，校徽跟着離開；當嶺南在香港復校時，校徽重新升起；當司徒衞長眠於薄扶林時，校徽立在他的墓前，像一位沉默的守護者。設計者被自己的設計守護，這是嶺南百年史中最動人的回環。
從那張照片出發，我走訪了香港、廣州、澳門、溫哥華，查閱檔案，訪問校友與後人，整理父親的遺稿，也重新認識了司徒衞先生的一生。他是嶺南校徽的設計者、香港嶺南分校的創辦人、戰時嶺大村的主持建設者，也是一位留下大量水彩畫的藝術家。他用校徽使嶺南可見，用校歌使嶺南可唱，用分校使嶺南可遷移，用水彩使嶺南可被記憶。本書稱他為「形式守護者」——他一生守護的，是嶺南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可見形式」。
這本書能夠完成，有賴許多人的幫助。感謝父親曹耀留下的遺稿與記憶；感謝多年來對家族史與嶺南校史的追尋；感謝司徒氏家族後人——司徒靈醫生、司徒晶博士等人的支持與分享；感謝鄧宗泰學長那張觸動一切的墓園照片；感謝鄒偉霖等香港校友參與薄扶林墓園尋根；感謝嶺南大學檔案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美國嶺南基金會提供的檔案與畫作資料；感謝《華僑日報》等報刊為我們保存了珍貴的歷史現場；感謝「紅灰天地」平台與所有參與紅灰記憶工程的嶺南人。
感謝李瑞明學長（1922–2020）慷慨贈予其畢生蒐集之嶺南文獻。李學長為1946年超社校友，長年定居多倫多，被譽為「嶺南字典」與「嶺南史官」，其嚴謹學風與無私奉獻，為本書的史料基礎提供了重要支撐。
感謝韋基球學長、阮兆剛學長、李毓宏學長、利榮康學長等多位嶺南資深前輩的教誨與指點。他們或以口述歷史，或以私人文獻，或以校史記憶，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多維度的史料支撐與智慧啟迪。
最後，感謝每一位翻開這本書的讀者。嶺南不是只存在於一座校園，也不是只存在於一個年代。嶺南存在於那些願意守護、重建、傳承它的人之中——包括你。
願紅灰精神薪火不斷，代代相傳。
力圖／曹家道
二〇二七年春 於香港
（前輔文完）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