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徽、校歌的考究~撰文：曹家道

 

校徽、校歌與紅灰精神

章旨

1910年代，司徒衞為嶺南設計校徽，奠定了紅灰共同體最重要的視覺標誌；他同時推動校歌從英文傳唱走向中文化，使校園精神得以在華人學生中廣泛流傳。校徽、校歌與紅灰二色，三者共同構成了嶺南精神的第一組形式載體。本章梳理校徽的設計過程、標準化歷程與象徵內涵，校歌從英文原文到中文譯詞的翻譯機制與文本特點，以及紅灰色彩的歷史來源；並論證校歌與校徽實為同一場景——康樂北眺——在不同媒介中的三重表達：英文歌詞是聲音的初現，中文譯詞是語言的轉化，校徽是視覺的凝定。本章的核心論點是：校徽使嶺南可見，校歌使嶺南可唱，紅灰二色使嶺南可辨認——司徒衞正是這套形式系統的核心創造者。

一、校徽的設計與意象

1910年代，司徒衞為嶺南設計校徽。這枚校徽日後成為嶺南共同體最重要的視覺形式，但它的誕生並非憑空想像，而是源於長期的校園觀察與凝練。

據現有資料，司徒衞設計校徽的靈感來自他站在康樂園校舍北向遠眺所見的景象：白雲山橫亙天際，珠江如帶橫陳南岸，校園內荔枝林茂密，曲水環流，小路蜿蜒。他把這些元素一一收入圓形構圖之中，完成了一枚既是地景寫照、又是精神象徵的標誌。

校徽的構圖分為五層符號單元，每一單元均對應校園景觀與辦學理念：

第一，圓形外框。對應嶺南「圓融、團結」的辦學理念，也是近代教會大學校徽常見的邊界形式，兼具完整性與包容性。

第二，上方遠山。白雲山橫亙天際，既指廣州原校對面的山景，也隱喻學問的高遠與理想的崇高。這一意象與校歌英文原文「Far the mountains even guard us」及中文譯詞「羣邱遠繞恆為障護」形成對應——校徽中的山，正是校歌中所唱的山。

第三，中段水平線。代表珠江橫陳與平原展開，是校歌首句「Broad the plain before us reaches, Calm the tides in flow」的視覺化，構成畫面的穩定基線。

第四，八棵荔枝樹。司徒衞明確強調為「原創」數目。荔枝樹是嶺南地區代表性果木，也是康樂園的歷史性標誌。八棵之數，在長期使用中與「八德」「八方」等文化隱喻形成對應，體現設計者對本土文化的吸收。「八棵」之數的意義，不止於文化隱喻。司徒衞特別強調荔枝樹的數目，使之成為校徽原創性的標記——日後各地嶺南機構的校徽雖有六至八棵的差異，而八棵之數，始終最能體現設計者的初心。更重要的是，校歌所唱的「平原廣闊」「江水流其間」「羣邱遠繞」，描繪的是康樂北眺的地理景觀，但平原、江水、遠山並非嶺南獨有，任何一所依山傍水的大學都可挪用。唯獨荔枝樹，是華南風土獨有的印記。八棵荔枝樹為校歌所唱的地理景觀增添了不可替代的嶺南質感——這不是任何一所大學的校徽，而是專屬於嶺南的、康樂園的標誌。司徒衞以一個具體的數字，守住了共同體對原鄉的記憶。這正是「形式守護者」最精微的實踐：用一個細節，讓一所學校在百年遷徙中不被混淆、不被遺忘。

第五，下方蜿蜒道路。從畫面底部延伸向平原，對應校歌「On in strength we go」的前行意象，隱喻學子人生與學術的成長路徑。

這五層意象的疊加，使校徽不只是一枚標誌，而是一部濃縮的校園地景圖。白雲山與珠江指向廣州，荔枝樹指向嶺南風物，曲水與小徑指向康樂園的日常生活。日後無論嶺南師生身處何地，只要看見這枚校徽，便能想起自己從哪裏來、屬於哪一個共同體。

二、校徽的標準化歷程

校徽並非一次定稿的官方設計，而是經歷了從早期創作到1958年最終確認的漫長過程。

最初設計早於1920年代。據校友文獻記載，校徽最初是司徒衞在嶺南校友會辦事處為統一函件標識而繪製的：「我覺得印發的函件應有校徽，最好還是請原設計人再劃一次了。司徒衞先生就在辦事處順筆劃了幾個，又選了一個他認為最滿意的。我們就把那個圖案做電版。」

這段記載揭示了校徽生成的獨特語境。它不是校方正式委託的「官方設計」，而是在校友會的日常運作中、由設計者「順筆」完成的。司徒衞對意象的熟稔已達到可以隨手畫出的程度——這是長期觀察校園景觀、唱誦校歌、參與校園生活的自然結果。「選定最滿意者」而非「按稿複製」，說明1958年版本是其個人審美與歷史記憶的最終確認。

從「順筆草稿」到「標準電版」，校徽經歷了從個人創作到群體符號的制度性轉化，關鍵節點有三：

1958年電版製作。選定後製成電版，從此脫離手寫隨意性，進入可複製、可統一的印刷體系。司徒衞本人表示：「倘若有人問及那個圖案最標準，這就是我的回答。」此版本成為校徽的權威定稿。

1957年香港校園使用。香港嶺南中學擴建校舍籌款畫展場刊已使用該圖樣，顯示圖樣在港校內已形成共識，並進入公開活動領域。

海外校友網絡統一。美國三藩市、洛杉磯、紐約校友會信箋、刊物、會址懸掛圖均沿用此版，使校徽成為跨國校友網絡的統一視覺語言。

校徽黑白線稿的穩定性，與紅灰校色形成互補。紅色代表熱誠與活力，灰色代表穩重與學術，兩者共同構成嶺南身份體系的視覺基礎。

三、紅灰二色的來源

校徽中的紅灰二色，並非司徒衞任意選定，而是有其歷史淵源。

據校友回憶與校史資料，1910年代嶺南學生參加廣東省運動會時，曾自發製作紅灰兩色的啦啦隊校旗為代表隊助威。紅色熱烈醒目，灰色樸素沉穩，二色並置既有視覺衝擊力，又不過於張揚。這面校旗日後被校友反覆提及，成為紅灰精神在尚未被正式定義之前的一次自發表達。

司徒衞將這兩個已經在校園文化中流傳的色彩納入校徽設計，使紅灰二色從運動場上的即興符號，升格為整個共同體的正式標誌。後來校友為紅灰賦予精神內涵：「殷紅如血」象徵對教育、社群、國家的忠誠與熱忱，「深灰似鐵」象徵耐勞、堅守、百折不撓的韌性。司徒衞未必是這些文字定義的撰寫者，但他設計的校徽為這些定義提供了可附着的視覺形式。

當代校友平台「紅灰天地」的名稱，以及2025年「司徒衞紀念活動」中對紅灰校色原創人的致敬，說明紅灰二色至今仍是嶺南共同體最具辨識度的身份標記。

四、校歌的英文源流

如果說校徽使嶺南可見，校歌則使嶺南可唱。而在校歌的形成過程中，司徒衞同樣扮演了關鍵的推動者角色。

嶺南校歌的旋律，源自美國民謠《Annie Lisle》。這一旋律原由Henry S. Thompson於1857年創作，旋律悠揚而略帶感傷，後來在不同學校傳統中被改寫使用。1870年，兩名學生根據此曲創作了《Far Above Cayuga's Waters》，後來成為康乃爾大學校歌。由於旋律優美，加上康乃爾大學的影響，目前世界上超過一百所學校採用此曲作為校歌曲調。民國時期，多所由美國基督教團體創立的學府都根據此曲創作校歌，包括嶺南大學（廣州）、東吳大學（蘇州）、燕京大學（北京）和金陵大學（南京）。

康樂建校初期，葛理佩採用這一旋律填寫英文歌詞，成為嶺南校歌的初稿。葛理佩本人是康樂校址的選定者及命名者，對校園景觀有着最直接的體認，由他親自為校歌作詞，使得校歌與校園地景之間有着天然的連結。

英文校歌名為《Alma Mater Song》，分兩段，每段八句，節奏穩定，意象清晰。首段全文如下：

Broad the plain before us reaches,

Calm the tides in flow,

Far the mountains even guard us,

On in strength we go.

College, mother, calm thou standest,

Given from afar.

Wondrous land our fathers gave us,

True to both we are.

這段歌詞的創作語境，正是葛理佩站在康樂校園，北望所見的地理景觀。「Broad the plain before us reaches」對應校舍前方開闊的珠江沖積平原，「Calm the tides in flow」對應緩緩流動的珠江，「Far the mountains even guard us」對應遠處如屏障般的白雲山，「On in strength we go」則對應從校園延伸向遠方的蜿蜒道路。英文校歌將眼前的地理實景化為可唱誦的聲音記憶，這是嶺南校園文化中「地景—聲音」轉化的第一步。

次段如下：

In thy care bright years are bringing,

Joys in happy throng;

To thy life these years we're giving,

Gladly as this song.

In the years and strife before us,

Never shall we fail.

Courage, then, as joy thou'lt give us,

Alma Mater, Hail!

次段從地理景觀轉向校園生活與精神承諾——「In thy care bright years are bringing, Joys in happy throng」描繪校園歲月的歡樂與成長，「In the years and strife before us, Never shall we fail」則表達面對未來挑戰的堅定意志。如果說首段是「看見校園」，次段便是「承諾前行」。兩段歌詞合在一起，構成了從空間認同到精神認同的完整敘事。

英文校歌在嶺南創校初期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環境中自然流傳，成為早會、禮拜、校園儀式中的固定環節。然而，若校歌只以英文存在，便難以成為所有華人學生共同擁有的精神形式。

五、校歌的中文翻譯

司徒衞意識到校歌需要中文化，源於一個非常具體的教育場景：蒙學學生不識英文，無法唱誦英文校歌。這一需求的直接服務對象，是最基礎的教育環節中的華人學童。

司徒衞於是着手推動校歌翻譯。他邀請國文教師陳輯五合作，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雙主體翻譯」模式：司徒衞負責傳達英文原意與校園意象，確保地理與精神內涵不失；陳輯五則以其中西學養，將語意轉化為適合誦唱、帶有古典韻味的中文。

最終形成的中文校歌，首段以「平原廣闊，瞭近目前，江水流其間；羣邱遠繞，恆為障護，奮前莫畏難」開篇。次段則從地理轉向人事：「韶光幾度，花娛鳥樂，保障我門牆；菁莪化雨，涵濡我心，我校何輝煌。」末段以「同心同德，同立綱常」收結，表達共同體的倫理承擔——「盡我天職，為國為民，人類胥安康」。

譯詞實現了三大特點：

意象完全對應。「平原廣闊，瞭近目前」對應「Broad the plain before us reaches」，「江水流其間」對應「Calm the tides in flow」，「羣邱遠繞，恆為障護」對應「Far the mountains even guard us」，「奮前莫畏難」對應「On in strength we go」。

節奏本土化。以四字、六字、七字節奏搭配，避免英文詩行的長短句差異，適合集體齊唱，也符合中文詩歌的傳統韻律習慣。

語境擴展。英文次段的「In the years and strife before us, Never shall we fail」轉化為「盡我天職，為國為民，人類胥安康」，將個人奮進擴展為對國家與人類的責任承擔。從最初服務蒙學的實用需求，最終成為附中與大學部的通用中文校歌，完成從「補充語言」到「並行敘事」的地位轉換，也反映校園內中西語言生態的逐漸平衡。

司徒衞在校歌翻譯中的角色，正與他設計校徽、繪畫校園、命名建築的工作相互呼應。他總能將抽象精神轉化為可見、可唱、可記、可傳的形式。這正是本書稱他為「形式守護者」的原因。

六、地景、聲音與圖像：康樂北眺的三重表達

校歌與校徽並非各自獨立的創作，而是同一場景在不同媒介中的三次表達。它們的共同源頭，是站在康樂園校舍向北眺望所見的地理實景——白雲山橫亙天際，珠江如帶橫陳，平原開闊，荔枝林茂密，蜿蜒小路從校園延伸向遠方。

這片景觀首先被葛理佩轉化為英文歌詞。他將眼前的白雲山、珠江、平原與道路，化為「Broad the plain before us reaches, Calm the tides in flow, Far the mountains even guard us, On in strength we go」的英文詩行，使校園地景成為可唱誦的聲音記憶。

其後，司徒衞與陳輯五將同一片景觀再次轉化為中文文言譯詞：「平原廣闊，瞭近目前，江水流其間；羣邱遠繞，恆為障護，奮前莫畏難。」中文譯詞在忠實傳達英文原意的基礎上，以文言節奏重現了康樂北眺的地理景觀，使不諳英語的華人學生亦能傳唱。

與此同時，司徒衞再將同一片景觀凝縮為校徽圖案——白雲山化為上方遠山，珠江化為中段水平線，荔枝林化為八棵荔枝樹，蜿蜒小路化為下方曲徑。校徽將聲音記憶進一步壓縮為視覺符號，使之成為可攜帶、可複製、可辨認的共同體標誌。

值得注意的是，校徽的設計靈感並非直接從自然景色轉化為視覺符號，而是以英文校歌的歌詞意象為中介。司徒衞是校歌中文化的推動者，他對英文歌詞的熟悉毋庸置疑——正是因為他反覆唱誦、翻譯這首歌，歌詞中的意象早已內化為他的視覺記憶。當他坐下來設計校徽時，這些歌詞便成為他選取景觀元素的「取景框」。換言之，校徽的構思，是在校歌的歌聲中完成的。校歌是耳朵聽見的風景，校徽是眼睛看見的旋律。兩者服務於同一個目標：讓嶺南共同體在任何地方都能辨認自己。

三者的對應關係可整理如下：

康樂北眺實景 英文校歌（葛理佩） 中文校歌（司徒衞、陳輯五） 校徽（司徒衞）

白雲山 Far the mountains even guard us 羣邱遠繞，恆為障護 上方遠山

珠江 Calm the tides in flow 江水流其間 中段水平線

開闊平原 Broad the plain before us reaches 平原廣闊，瞭近目前 水平線延伸

荔枝林 （無直接對應） （無直接對應） 八棵荔枝樹

蜿蜒道路 On in strength we go 奮前莫畏難 下方蜿蜒道路

校園整體 College, mother, calm thou standest 保障我門牆／我校何輝煌 圓形外框

荔枝樹是校徽中唯一沒有直接對應校歌詞句的元素，卻是康樂園最具標誌性的植物景觀。司徒衞特別強調其數目為「八棵」，使之成為校徽原創性的標記。荔枝樹將校歌所唱的地理景觀，增添了華南風土的具體質感——這不是任何一所大學的平原、江水與遠山，而是嶺南的、康樂園的。

由此可見，英文校歌是聲音的初現，中文譯詞是語言的轉化，校徽是視覺的凝定。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校園符號體系，使同一片地景在聽覺與視覺兩個維度上同時被固定下來、流傳下去。司徒衞在其中扮演了樞紐角色——他既是校歌中文化的推動者，也是校徽的設計者。他一手連接了嶺南的聲音記憶與視覺記憶，使兩者服務於同一個目標：讓嶺南共同體在任何地方都能辨認自己。

七、校徽—校歌—校色：三位一體的形式系統

校徽、校歌與紅灰二色，並非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構成了一套三位一體的形式系統。

校徽提供視覺標誌。無論在證書、刊物、校旗、紀念物還是墓碑上，校徽都能一眼被辨認，使嶺南人在不同時空中確認共同身份。

校歌提供聲音記憶。它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種集體儀式。當紅灰兒女在不同年代、不同地點唱起同一段旋律，他們便在聲音中重新成為一個共同體。

紅灰二色提供身份色彩。紅色與灰色不僅出現在校徽中，也出現在校園建築、運動服、校友刊物、紀念活動與當代校友平台之中。它們是嶺南人無需解釋便能辨認的視覺暗號。

更為重要的是，校歌與校徽並非孤立設計，而是出自同一場景、同一創作者網絡的兩個表達介面。校歌用聽覺與語言描繪「平原、江水、遠山、前行」，校徽用視覺與線條凝固同樣的意象。二者共同構成嶺南身份敘述的核心框架，也為後來「紅灰精神」的歸屬感提供了最初的感官體驗——當視覺與聽覺記憶疊加，校園符號的認同強度便大幅提升。

八、小結：可見、可唱、可辨認

校徽使嶺南可見，校歌使嶺南可唱，紅灰二色使嶺南可辨認。三者共同構成了嶺南精神形式化的第一組載體。

這組載體的力量，在後來的歷史中反覆得到驗證。當嶺南離開康樂園、遷往香港與大村時，校園的物質形態不斷改變，但校徽、校歌與紅灰色彩始終跟隨着師生。它們成為一種「可攜帶的校園」，使嶺南在失去原有空間之後，仍能被看見、被唱出、被辨認。

司徒衞在1910年代畫下的那枚圓形圖案，以及他推動翻譯的那首歌，當時也許只是回應具體的教育需求。但百年之後回看，那是嶺南共同體最關鍵的兩次形式創造。他一手連結了康樂北眺的地景、葛理佩的英文歌詞、陳輯五的中文譯筆與自己的校徽設計，使同一片山水在聲音與圖像中同時被銘刻。沒有校徽，後來的離散保存、香港復校、墓園尋根都將失去最重要的視覺線索；沒有中文校歌，紅灰精神的聲音記憶便無法在華人學生中代代傳唱。司徒衞為嶺南造了形，定了音，而這個形與音一直守護着嶺南，直到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