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先賢司徒衞：把嶺南畫進記憶的嶺大人》编著~曹家道

緒論：一個被重新尋回的名字  

### 第一版正文草稿

## 一、墓前的校徽

博扶林基督教墳場裏，有一座墓，墓前刻着嶺南校徽。

對不熟悉嶺南的人來說，那也許只是一個圖案；對嶺南人來說，卻很難不在它面前停下來。校徽裏有山，有水，有校名，也有一種一看便知道「這是嶺南」的氣息。它連着紅與灰，連着校歌，連着廣州康樂園，連着香港、澳門，也連着許多離散在海外的校友記憶。

墓中人名叫 **司徒衛**。

許多嶺南人知道校徽，知道紅灰，知道校歌，知道嶺南在廣州、香港、澳門與海外之間的流轉，卻未必清楚知道，這些記號背後曾有一位安靜而重要的人。司徒衛不是那種常常站在歷史正中央的人。許多時候，他像是站在旁邊，手裏拿着畫筆、圖紙，或在學校與教會事務中默默奔走。可是，當一個群體需要把自己記下來時，他往往就在那裏。

他替嶺南畫出校徽，使紅灰有了可以被看見的形狀；他參與香港嶺南教育的開拓，讓嶺南精神在香港另起一座校園；他經歷戰時播遷，在大村艱苦歲月中見證一所學校如何不肯停下來；他用水彩和素描留下校園、山水、建築與人物；他也曾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紅磚屋舊堂的玻璃窗上，畫下「創造與拯救」的信仰故事。

這些事看起來分散：校徽是一件事，紅灰是一件事，香港分校是一件事，大村是一件事，畫作又是另一件事，教會玻璃窗似乎更屬另一個世界。可是若把它們放在一起，便會看見一條清楚的線：司徒衛一生所做的，是在不同地方、不同年代，替人留下可以認得回家的記號。

學校是家，教會也是家。校徽像門牌，校歌像聲音，水彩像相冊，玻璃窗則像光照進來時，家裏的人共同仰望的一段故事。

本書便從這些記號開始，重新走近司徒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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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個被分散保存的名字

司徒衛並非完全被遺忘。

他的名字其實一直在嶺南歷史中，只是散落在不同地方。有時在校徽的源流中，有時在校色的記述裏，有時在香港分校的起點，有時在戰時大村的圖像與回憶中，有時在水彩作品旁邊，有時在家族後人的口述裏，有時又在教會一扇玻璃窗的故事中。

被分散保存的人，最容易被後來的人錯過。

因為我們常常看見作品，卻忘記作者；看見制度，卻忘記曾經奔走的人；看見校徽，卻忘記它最初如何被畫出來；唱起校歌，卻未必追問那旋律與歌詞如何在一代又一代學校之間流傳；走進校園，卻未必想到它也曾在戰火中遷徙，在臨時校舍中艱難延續。

司徒衛的故事正是如此。

他不是只有一個身份。他是嶺南人，是教育工作者，是圖像創作者，是校徽與紅灰記憶的重要奠定者，也是家族、學校與教會之間的橋樑。他的生命橫跨教育、藝術、信仰和公共服務；他的足跡則連着廣州、香港、大村和教會空間。

如果只把他寫成「校徽設計者」，便會太窄。校徽當然重要，甚至可以說是理解司徒衛最直接的入口；但若只停在校徽，便看不見他如何在不同時代中一再做同一件事：把重要的東西留下來，讓後來的人仍能看見。

他把嶺南畫成一個記號。  

他把校園留在水彩裏。  

他把信仰故事畫進玻璃窗。  

他也把一種服務社會的精神，留在家族後人的生命中。

這些並不只是物件，也不只是作品。它們是記憶的容器。

校徽承載學校身份，紅灰承載校友情感，校歌承載共同聲音，畫作承載逝去的風景，玻璃窗承載信仰群體的凝望。司徒衛留下的，並不是一座高大的紀念碑，而是一組分散在日常中的記號。正因它們分散，所以需要被重新整理；也正因它們日常，所以更值得珍惜。

本書要做的，不是把司徒衛從歷史中拔高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偉人，而是把他放回他曾經服務的人群、地方和年代之中。這樣，我們才能看見一位真正的人：他如何畫，如何辦學，如何在戰亂中與眾人同行，如何在家族與信仰中延續服務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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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紅灰不是抽象的精神

說到嶺南，人們很自然會想起「紅灰」。

紅灰不只是兩種顏色。對嶺南人來說，它是一種辨認方式。無論人在廣州、香港、澳門，或遠在加拿大、美國、澳洲和其他地方，只要看見紅灰，便會想起一所學校、一段青年歲月、一種校友情誼，也想起那句長久流傳的精神：作育英才，服務社會。

可是，精神若沒有形式，很容易散去。

一所學校需要教室，也需要記號；需要教師，也需要歌聲；需要課本，也需要那些能讓學生多年後仍然一眼認得母校的東西。校徽、校色、校歌、校訓，看似只是學校生活的外在形式，其實往往最能保存一個群體的記憶。

司徒衛的重要，正在於他懂得這一點，或者說，他一生的工作讓我們看見這一點。

他不是只在理論上談嶺南精神，而是把嶺南精神畫出來、做出來、留下來。當校徽被印在文件上，掛在牆上，放在校旗上，佩在學生胸前，它便不再只是圖案。它成為嶺南人日常接觸的身份標記。當紅灰成為校色，成為校友聚會、紀念物、出版物和校園活動中不斷出現的顏色，它也不再只是美術選擇，而成為情感共同體的顏色。

校歌亦然。

嶺南校歌所屬的旋律傳統，有其跨國背景。《Annie Lisle》原為1857年的美國民謠，後來由康奈爾大學改作校歌，並在全球許多學校流傳。民國時期，不少基督教大學亦採用此曲填詞，嶺南、金陵、東吳、燕京等，皆可放在這一脈絡中理解。校歌使學校不只被看見，也被唱出來。校徽讓嶺南人看見紅灰，校歌讓嶺南人聽見紅灰。

在這裏，司徒衛的故事與更廣闊的近代教育世界連起來。嶺南不是孤立的一所學校，而是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華南社會流動、中西文化交會與校友網絡形成的一部分。司徒衛所留下的記號，也不是孤立的藝術品，而是這個教育世界中的一部分。

當我們說「紅灰精神」時，若只停在口號，它會顯得抽象；但若我們看見一枚校徽、一首校歌、一所戰時臨時校園、一幅水彩、一扇玻璃窗、一場校友追思活動，它便有了可觸摸的形狀。

精神不是漂浮在空中的。  

精神需要被人看見、唱起、保存、傳下去。

司徒衛的工作，正是讓嶺南精神有了可被認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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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從一個人看見一所學校

寫司徒衛，不只是寫一個人的生平。

他的生命太深地嵌在嶺南歷史之中。若要理解司徒衛，便不能不理解嶺南；若要理解嶺南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變動，也不能完全忽略司徒衛這類默默承擔的人。

嶺南的歷史並非只有宏大的制度變遷，也不只是校長、董事、宣教士、著名教授和大事件的歷史。它還包括許多具體的人：畫校徽的人，寫校歌的人，搭建校舍的人，運送信件的人，在戰火中籌備復課的人，保存舊畫和舊信的人，後來重新尋訪墓地與後人的人。

這些人未必都在歷史敘述中佔據最顯眼的位置，卻常常決定了一所學校能否被記住。

司徒衛正屬於這一類人。

他的一生可以讓我們看見嶺南的幾個重要面向。

第一，是嶺南的圖像身份。  

校徽與紅灰使嶺南有了可以被看見的形狀。學校不再只是校名和地址，而有了視覺上的自我。

第二，是嶺南的香港開端。  

1922年，司徒衛開辦香港嶺南大學附小香港分校，並親自送女兒司徒美虹入讀。據家族與校史資料所述，司徒美虹是香港嶺南史上的第一位學生，也是第一位女學生。這個細節極有意味。香港嶺南的歷史，不只是從一份辦學文件開始，也從一位父親牽着女兒走進新學校開始。宏大的校史，往往就是從這樣安靜的日常畫面展開。

第三，是嶺南的戰時堅持。  

1941年末香港淪陷後，嶺南大學停課，師生逃難。1942年初，校長李應林，別名笑庵，由香港往重慶，再轉韶關大村籌備復課。他口述密信，由文書盧惠風抄寫，託學生自治總會主席李毓宏偷渡港澳，聯絡朱有光、莊澤宣、謝昭杰、楊重光四人，並附銀行印鑑授權書。信件途經廣東淪陷區，須使用暗語；抵港後又因情勢危險，四人無人敢獨自收信，原稿遂由李毓宏保存。多年後，李毓宏於1992年在《嶺南通訊》第120期撰文敘述經過；2014年6月，其家人將包含此信在內的嶺南文獻捐贈嶺南大學永久典藏。

這封信的故事，讓我們看見大村復課並非自然發生，而是在戰亂、封鎖、風險與信任中，由校長、學生、文書和校友共同接力完成。司徒衛在大村的建設與圖像保存，也應放在這一背景中理解。那不是安穩年代的校園美化，而是在失去校園、失去秩序、失去安全之後，仍然努力讓學校繼續成為學校。

第四，是嶺南的藝術記憶。  

司徒衛的水彩與素描，保存了許多文字難以完全保存的東西。校舍一角、山坡一片、道路一段、樹影一抹，這些看似安靜的畫面，卻能在多年後使人重新看見一所學校曾經生活過的樣子。

第五，是嶺南之外的信仰空間。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紅磚屋舊堂的玻璃窗，據堂會相關記述，由當時建堂值理之一司徒衛繪畫，內容呈現「創造與拯救」的故事。這扇窗把司徒衛的藝術生命從校園延伸到教會。水彩在紙上，玻璃窗在光中；校徽讓學校有記號，玻璃窗讓信仰故事在禮拜堂中被看見。當會友在窗下唱詩、祈禱、成長，那扇窗便不只是建築裝飾，而成為香港堂這個家的記憶。

從這些面向看，司徒衛的一生像一條線，把校徽、香港分校、大村、水彩、玻璃窗和家族後人連在一起。寫他，便能從一個人看見一所學校，也從一所學校看見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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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後來的人如何尋回他

歷史不會自動回來。

它需要有人尋找，有人整理，有人願意在舊文件、舊照片、墓園、校友刊物、家族記憶和教會故事之間來回穿梭。司徒衛的重新被看見，正是近年一連串尋訪與相認的結果。

這其中，紅灰天地 Red Grey Global 與筆者等校友的工作，扮演了重要角色。筆者旅居溫哥華多年，長期整理嶺南校史。約三年前，前嶺南中學校長鄧宗泰展示博扶林基督教墳場司徒衛墓前巨型嶺南校徽照片，觸發後來的尋根行動。筆者聯同校友查檔、尋訪，逐步找到李應林、司徒衛、陳子橋三位嶺南先賢墓地，並聯繫海內外後人。

這些尋訪使司徒衛不再只是校史上的名字，而重新成為一個有墓地、有家族、有作品、有故事的人。

2026年3月20日，紅灰天地舉行春茗晚宴，主題為《嶺南承傳中港澳——嶺南精神之承傳實踐》。席間談嶺南與崇基學院的歷史淵源，也談全國基督教大學史、精英移民、校友網絡與嶺南精神承傳。更重要的是，司徒衛後人亦出席其中，包括孫女司徒靈醫生、外孫女傅良知、外孫傅良眷等。海外校友、澳門嶺南中學代表與不同世代嶺南人同席，使家族記憶與校友記憶重新相遇。

同年4月11日，嶺南會所舉辦「紀念先賢司徒衛學長」晚宴，約五十人出席。澳門嶺南中學校監兼校長區金蓉帶同六位教職員赴會，司徒家族多人出席。這被視為一次較大型的司徒家族與嶺南校友聚會。從前散落在校史、家族和舊資料中的名字，在這一晚重新坐到同一張桌旁。

2026年9月12日，紅灰天地 Red Grey Global 與廣州嶺南學院香港校友安排「嶺南先賢尋根追思暨司徒衛校長紀念活動」，安排前往博扶林基督教墳場敬祭，並於午膳時設司徒衛畫作與生平展。司徒靈醫生亦將派送紀念校徽。這一活動，使全書開頭那座墓前的校徽，與後來人的腳步再次連上。

這些近期活動，本書會在後記中詳述。緒論只需先指出一點：司徒衛的故事不是一段已經封存的往事。它仍在被尋找，被補充，被講述，也被年輕一代重新接過。

三位嶺南碩士生在2026年春茗晚宴後撰寫觀察文章，記錄自己對紅灰凝聚力的感受。這一點很重要。校史若只留在年長校友口中，終究會慢慢變成懷舊；但當青年一代願意聽，願意寫，願意把前人的故事與自己的使命連起來，校史便仍有未來。

紅灰不是停在從前的顏色。  

它要在後來的人手中，繼續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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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家族、信仰與服務的延續

司徒衛的故事也不只屬於嶺南校史。

它還屬於一個家族的服務傳統。

司徒家族跨代貢獻橫跨教育、藝術、醫學與體育。司徒衛是嶺南校徽之父，紅灰校色的重要奠定者，也是香港嶺南教育開拓者。司徒展醫生為外科權威，曾率先引入麻醉藥於中國外科醫療之中。司徒衛胞弟司徒光則是田徑健將，曾參與1936年柏林奧運中華代表團，同團人物包括著名足球員李惠堂。這些人物顯示，司徒氏一族並非只在某一件事上與嶺南有關，而是在更長的時間裏，以不同方式參與近代華人社會的公共生活。

司徒衛的後人也延續了這條線。

女兒司徒美虹作為香港嶺南分校最早的學生之一，將家族與香港嶺南教育的開端連在一起。外孫女傅良知、外孫傅良眷、傅良辰均與司徒拔道嶺南中學有關。孫女司徒靈醫生則以醫療專業服務社會，成為家族精神在另一領域中的延續。

本書對家族後人的書寫，會保持分寸。這不是要把每一位後人都寫成獨立傳記，也不是要把私人生活過度公開。更重要的是看見一條精神線索：司徒衛一生以教育、藝術和信仰服務群體；到後人一代，這種服務倫理仍可在醫療、教育和專業生活中看見。

這樣的家族書寫，使司徒衛不只是過去的人，也是一個仍然有後續的人。他留下的，不只是校徽和畫作，也是一種對公共生活的承擔。這種承擔在學校中出現，在教會中出現，也在後人的專業服務中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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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書怎樣寫司徒衛

本書不是純學術論文。

若只用學術語言寫司徒衛，很容易把他寫成一個概念：形式守護者、共同體記憶建構者、視覺身份創造者。這些說法並非錯誤，甚至能概括他的意義；但若全書都是這樣的語氣，讀者便可能看不見那個真正的人。

本書也不是單純的校史年表。

年表有其必要，史料也必須核實；但司徒衛的生命不能只被排列成一串年份。因為最動人的地方，往往在年份與年份之間：一位父親送女兒入學；一封密信穿過淪陷區；一群人在大村艱苦復課；一個人把校園畫進水彩；一扇玻璃窗在禮拜堂中等光照進來；多年後，後人在墓前校徽旁重新相認。

因此，本書採取的是 **敘事型校史傳記**。

所謂敘事型，是希望先讓讀者看見人、地方、場景和事情，再由故事中慢慢看見意義。史料會作為骨架，支撐敘事不至於飄散；情感會自然流露，但不過度抒情；文學筆觸可以偶爾出現，作為點睛，而不喧賓奪主。

本書的語氣可概括為：

> **敘事為主，史料為骨，溫情為氣，文學點睛。**

這也意味着，本書會盡量少用過度抽象的表述。與其說「司徒衛透過視覺符號建構共同體身份」，不如說：「他把嶺南畫成一個大家都認得的記號。」與其說「玻璃窗構成信仰敘事的空間媒介」，不如說：「信徒在那扇窗下唱詩、祈禱、成長；日子久了，玻璃窗便成了香港堂這個家的記憶。」

這並不是降低深度，而是讓深度藏在故事裏。

讀者若讀完本書，能記得司徒衛不是一個遙遠的名字，而是一位曾經用畫筆、校徽、校色、校舍、水彩和玻璃窗保存共同記憶的人，這本書便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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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書的章法

本書將依照司徒衛生命與嶺南歷史的交會，分章展開。

第一章 **〈一個嶺南人的來路〉**，從司徒衛的家族、地域、信仰與教育背景寫起。這一章不是單純家譜，而是追問一個人從哪裏來，為何後來能成為嶺南歷史中那位用圖像與服務留下記號的人。

第二章 **〈把嶺南畫成一個記號〉**，集中寫司徒衛與嶺南校徽、紅灰校色、校歌和學校身份。這一章會處理《Annie Lisle》曲調在近代校歌中的流傳，以及「雙謝」校歌脈絡，使嶺南的圖像與聲音放入更大的教育文化背景中。

第三章 **〈在香港另起一座校園〉**，寫1922年香港嶺南大學附小香港分校的開辦，並以司徒衛親送女兒司徒美虹入讀作為敘事核心之一。這一章要說明，香港嶺南教育的開端不只是制度事件，也是一個家庭與學校相遇的故事。

第四章 **〈戰火中沒有停課的人〉**，寫抗戰時期嶺南播遷、大村復課與李應林密信故事。這一章會把司徒衛在大村的貢獻放回戰時危局中理解，看見一所學校如何在流離中仍然堅持教育。

第五章 **〈畫筆留下的校園與信仰〉**，寫司徒衛的水彩、素描與香港堂玻璃窗。這一章會展示他的藝術不只是個人興趣，而是保存校園、歷史與信仰共同體記憶的重要方式。

第六章 **〈大時代裏的教育人〉**，把司徒衛放入民國教育改革、基督教大學、華南教育網絡與中港澳流動之中。這一章會較有歷史背景，但仍以人物和事件帶動，不作沉重理論鋪陳。

第七章 **〈回到紅灰之中〉**，寫戰後復校、校友網絡和紅灰記憶如何延續。嶺南不只在一個地方，而在廣州、香港、澳門和海外校友心中延伸。

第八章 **〈後來的人如何記得他〉**，寫當代校史整理、家族記憶、紅灰天地與青年一代如何重新接近司徒衛。這一章作為正文最後一章，連接歷史與當代。

結語 **〈那些讓人回家的記號〉**，將全書收束於一個主題：司徒衛留下的，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組讓人回家的記號。

後記 **〈後來的人，如何把他找回來〉**，則集中記述近年相關活動，包括紅灰天地春茗晚宴、2026年4月11日紀念司徒衛晚宴、2026年9月12日尋根追思活動、嶺南傳承網計劃，以及司徒家族、校友與青年一代的相認。

附錄則收錄年表、人物簡表、嶺南先賢小傳、重要文獻與活動資料目錄、圖片與畫作清單等，方便讀者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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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為何今日還要寫司徒衛

今日再寫司徒衛，並不是為了懷舊。

懷舊有時使人停在過去，只記得美好的片段，卻不再追問那些片段如何形成，也不再思考它們與今日有何關係。本書希望做的，不只是回望，而是重新理解。

我們今日為何仍需要司徒衛？

因為他的生命提醒我們，一個群體若要長久，不能只靠口號。它需要有人把精神做成形式，把理念變成可保存的東西。校徽、校色、校歌、校舍、畫作、玻璃窗，看似外在，實則使記憶得以傳承。當人離開校園，當城市變遷，當戰爭使學校搬遷，當一代人老去，這些記號仍能幫助後來的人認出自己從哪裏來。

我們今日也需要重新理解校史。

校史不是只屬於校方檔案，也不是只屬於年長校友。校史是一種共同記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手。若沒有人閱讀舊刊物，李應林密信可能只是收藏中的文件；若沒有人尋訪墓地，墓前校徽可能只是沉默的石刻；若沒有人聯繫後人，司徒家族與嶺南校友可能仍各自保存片段；若沒有青年學生願意聽、願意寫，紅灰精神也可能只停在上一代人的語言中。

司徒衛的重新被看見，正好說明校史可以活起來。

一張照片可以啟動尋根。  

一封信可以重現戰時危局。  

一場晚宴可以讓家族與校友相認。  

一枚紀念校徽可以把記憶帶回手中。  

一扇玻璃窗可以讓信仰故事重新進入人的視線。  

一本書也可以在這些片段之間，搭起一條路。

這條路，通向司徒衛，也通向嶺南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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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從記號開始，也從記號回來

本書從墓前的校徽開始。

那枚校徽安靜地立在司徒衛墓前，像是一個遲來的提示：這裏埋葬的，不只是一位校友、一位教育人、一位畫者，也是一位曾為嶺南留下形狀的人。

後來的人看見它，於是開始追問：司徒衛是誰？他做過甚麼？為何他的墓前有嶺南校徽？他的後人在哪裏？他的畫作保存了甚麼？他與香港分校、大村、香港堂玻璃窗有何關係？他在紅灰記憶中應有怎樣的位置？

這些問題帶出本書，也帶出一次尋回。

歷史常常不是一下子完整出現的。它先是一個名字，一張照片，一段回憶，一封信，一幅畫，一扇窗。人們把這些片段一點一點拾起，才慢慢看見整個故事。

司徒衛的一生，或許正適合這樣被重新看見。

他不是用大聲音留下自己，而是把自己放進許多記號裏。校徽裏有他，紅灰裏有他，香港分校的開端有他，大村的艱苦歲月有他，水彩與素描有他，香港堂玻璃窗的光裏也有他。後來的人循着這些記號，一步一步，把他找回來。

因此，本書真正要寫的，不只是司徒衛「做過甚麼」，也包括他留下的東西如何在多年後仍然召喚人。

前人用畫筆保存嶺南，後人用記憶保存前人。這兩件事，原來是同一件事。

紅灰沒有停在從前。它仍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被重新看見，被重新唱起，也被重新帶回家。

而司徒衛，正站在這條回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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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小結

這本書由一座墓前的校徽寫起，最後也會回到那些使人相認的記號。

司徒衛留下的，不只是校徽，不只是水彩，也不只是教會玻璃窗。他留下的是一種把重要之物保存下來的方式。當學校需要被看見，他畫出校徽；當香港需要嶺南教育的種子，他參與開辦分校；當戰爭使校園流離，他在大村與眾人一同守住教育；當風景與建築可能消失，他用畫筆留下；當信仰需要在禮拜堂中被看見，他把創造與拯救畫進光裏。

這些記號經過時間，終於又把後來的人帶回他面前。

所以，本書的主線可以簡單說成一句話：

> **司徒衛一生所做的，是在動盪中替人留下可以認得回家的記號；而後來的人，則循着這些記號，把他重新找回來。**

接下來，我們便要從他的來路開始，慢慢走近這位被紅灰重新照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