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學運: 1968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學生會舉行「中文列爲官方語文問題」研討會 , 「 保衛釣魚台行動」「 要求參與新亞校政」......

1960年代，當時全香港唯一以中文授課的大學是香港中文大學。在此之前，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以英文爲授課語言的香港大學。香港在1966年及1967年接連發生暴動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有感於政府對華人重視不足，是引起社會不安的原因之一。中文因為法律地位問題被邊緣化，造成政府與一般市民之間溝通的隔閡。 中文運動最先由專上學生發起，在1968年由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合法化. 事實上， 70 年代初的香港學生運動，可以說是年青一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醒覺，香港人從殖民地統治中，重新認識、建立自己的社會責任，民族使命。學生運動最具領導性的組織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簡稱“學聯”). 70年代學運的開端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 1968年1月20,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學生會舉行「中文列爲官方語文問題」研討會，由院長容啓東教授主持，參加者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新亞書院、崇基書院、香港工業學校、羅富國師範學院、天主教大專聯合會等大專院校代表100多人，而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醫生、胡鴻烈大律師及香港政府助理民政司黎敦義等特別嘉賓亦應邀參加。大會就中文與政治、中文與市民利益、中文與文化教育等專題進行廣泛討論，最後得出：「香港政府應該實行中文成爲官方語文」的結論，幷向香港政府提出相同要求。之後，香港各個街坊團體陸續成立「促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委員會」。 1970 年 3 月，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團體聯合組成中文運動聯席會，同年暑假舉行公開論壇， 10 月港大學生會成立中文運動工作委員會，發動萬人簽名運動，發信向英國官員、英國國會議員請願，將學生的訴求，向社會推展。 同一時期，香港社會上出現非常强烈要求民衆有權參政的呼聲，代表的人物包括當時的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胡鴻烈、貝納祺等。胡鴻烈曾經公開表示，香港欠缺有力的政治團體，因此香港青年應該有正當的政治組織，促請政府實行政治改革，部分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代表亦爭取列席教務會議，例如新亞書院學生會發表公開聲明，要求參與新亞校政，作爲實踐「新亞精神」的目標。 在70年代的學運除了中文運動後,緊隨的便是轟動香港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釣魚台島原本是一個沒有人留意的小島，直至60年代末期，當地發現小島蘊藏石油。1971年6月，美國與日本簽署歸還沖繩協定，將美軍在二戰時占領的琉球，交予日本，還包括釣魚島。日本驅逐來自台灣的漁民，爲保釣運動揭開罪幕。 當時，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動多個城市示威抗議。而香港亦成立類似組織，舉行示威。其中學聯在七月七日于維園發起的示威行動，演變成嚴重衝突，警方用警棍毆打示威者，保釣引發70年代本港學運的序幕。 直至70年代未，中日建交，鄧小平提出擱置釣魚島爭議，保釣運動沉寂。至96年，日本右翼團體到釣魚島北小島安裝燈塔，爆發新一輪保釣行動。 香港保釣人士就是從這時起，以登島宣示主權方式來進行保釣運動。96年9月，全球保釣大聯盟陳毓祥乘坐保釣號往釣魚台海域。但最終未能登島，五名保釣人士改以跳海方式宣示主權；其中兩人遇溺，而陳毓祥則搶救無效身亡。 在陳毓祥出殯當日，臺北及香港保釣人士發動數十艘船出發，成功登島，揮舞五星旗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內地民衆在保釣運動中向來不太活躍。直到2003年，內地才成立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幷在04年成功派人登島。其後，兩岸三地多次派船去釣魚島宣示主權，但大部分因爲天氣，或當局不批准，無功而回。 一九七一年7月7日,市民在維園凉亭附近草地集會，以靜坐方式抗議日本侵占釣魚臺，警察以示威未經批准爲由，以警棍毆打示威者，釀成流血事件，最後拘捕二十二人，是爲『七七維園示威』。在香港學運史的論述上，這標志性的事件被認爲教育了學生運動的第一代，提高他們的政治和社會意識，令『反殖民地主義』成爲學運的基礎及發展出日後的學運路向。 多人被捕後，我目睹群衆仍然坐在草地上，喊口號，唱《保衛釣魚臺戰歌》，示威繼續進行，秩序大致還好。突然，靜坐群衆的左前方亂作一團，葉萍看見威利警司手舞警棍，左揮右打，有人當場頭破血流，人群嘩然，四散奔逃，有人閉目挺胸，紋絲不動，一副豁出去的泰然樣子. 1971年4月10日是釣運的第一炮，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到德忌笠街日本文化館示威。警察在街頭排人牆，阻止學生前進。衝突中二十一人被捕，事件卻激起學生的豪情，學運頓然蓬勃起來。５月４日，保釣者再在中環皇后碼頭側空地舉行示威，12名青年被捕，未被捕者又到美國領事館前示威，幷舉行抵制日貨大會。 再述7月7日的示威，事前學聯曾向市政局申請用維園，但市政局不准。下午時維園聚集了數千人，有示威學生亦有看熱鬧的民衆，大批軍警嚴待，6時45分，第一批小數示威者開始從泳池方面的入口處進入公園，警方阻止幷開始拘捕示威者。七時，群衆開始鼓噪，一個中年男子向群衆發表演說，警方立即將他抬走。警方開始包圍人群，就在這時，學生突然舉起孫中山遺像及保釣橫幅，人群隨之蜂湧結集，傳單亂飛，示威開始。 威利警司手舞警棍 近年，保釣由最初的民間自發，到近期兩岸政府的取態，已漸顯積極，紛紛派出海監船以及海巡船隻到釣魚島海域巡邏，甚至保護保釣船隻。 釣魚島主權糾紛會否導致衝突升級，且拭目以待。 最近一次成功登島是去年2012年8月，香港漁船「啟豐二號」成功突圍，有7名香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但隨即被日本當局扣押，事件觸發中日外交風波。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英文：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縮寫：HKFS），簡稱學聯，是香港最大的學生組織，是由香港主要的八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所組成。學聯的成立目的是爲了推動學生運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以「放眼世界，關心社會，建設民主中國，爭取同學權益」爲路向。學聯同時爲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創會會員，以及民間人權陣綫、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席、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亞洲學生協會及香港維護二次大戰史實聯席會議的會員。 學聯代表會由各大學學生會選派的代表所構成。常務委員會則由各會員學生會的會長或副會長、常務委員會主席及秘書處選舉職員組成。秘書處是學聯的行政機關，由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其他委任職員組成。 我們嶺南書院學生會，1968爭取加入了學聯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是由以下八個專上院校的學生會所組成： 香港大學學生會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嶺南大學學生會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 以上各院校學生會均為學聯「正式會員」，除此以外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為友好團體。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於1958年5月正式成立，目的是代表香港學生，是藉此推動全港性的學生活動及增加同學對社會的參與，成爲香港對外最具代表性之學生團體。其 會員乃以專上學生會爲單位，當時共有會員四個。第一屆幹事會共有7人，而學聯的工作地點主要在大專學生公社和港大學生會會所;學聯之最高權力架構乃爲代表會議。 學聯參與的社會運動: 1971年5月，美國政府決定於1972年把沖繩交還日本，當中包括釣魚台列島，引起各地華人不滿。香港學生在2月14日成立了「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委員會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門前舉行示威，有多人被捕，包括7名大學生。4月17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舉辦和平集會。7月7日，學聯就釣魚台事件在港島維園舉行示威。有多名學生被香港警察拘捕。(參考前文) 自1980年代開始，學聯積極支持及爭故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 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學聯參與了中國大陸的示威和絕食行動。5月20日，過千學生在颱風襲港之下參與大游行。6月4日，中國血腥鎮壓在天安門的學生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學聯領導大學生罷課並每年舉辦 “六四”紀念活動. (Source in 2013) 筆者因在1965年9月隨家人由九龍遷往銅鑼灣,到九龍牛池灣上學甚感不便.次年1966伯父安排了我就讀港島司徒拔道嶺南中學念中五幷于翌年參加中學會考. 1967年嶺中畢業就升讀大專 -- 嶺南書院,主修工商管理及經濟課程. 嶺南書院設理學院、商學院、文學院及先修班（文、理組）。書院于開辦初期，同時提供四年制大專文憑課程及大學預科課程。 1978年末，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嶺南接受政府建議，注册爲認可專上學院，改稱嶺南學院 1999年7月30日，嶺南學院升格爲嶺南大學.校園遷往屯門虎地. 嶺南書院在我入讀時剛巧是開辦的第一年,學生來自不同中學的畢業生, 有部份是港澳嶺南中學升讀過來.因我是本校中學轉讀過來, 對校園環境及事物比其它同窗更瞭解, 校方對我個人的背景也很清楚.校內同學不論高低年班也很快認識我,而云云同學中我也是最好動活躍的一個. 所以,不久後當校方要成立學生會時, 本孰意我當選爲第一届會長, 但因我是先修班(預科班), 第一届會長一職最後也要讓高年級的胡姓同學當上了, 而我任了副會長. 當届學生會的組織异常簡單. 全體會員在周年大會選出正副會長外, 也同時直接選出各部門主委幷組成爲 數13人的“幹事會. 這是嶺南學生會的雛形. 體制末盡完善 , 因其 1/ 幹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非內閣制 2/不設監察議會 3/無會章 4/ 無外務專責部門 5/會務因受校方無形幹予, 所以行政上欠缺實質的自治權力. 此為 “嶺南大學學生會”初期成立的模式,雖欠完善, 但這也必然要渡過的階段. 當時身爲副會長的我和幾位同學對學生會體制改革把持著同一堅持的信念,排除障礙,力求爭取民主及健全的體制. 第一屆嶺南大學學生會: 全體幹事會成員合照前左三爲筆者(當届副會長),其左旁爲胡錦嘗(會長) *1968年初，胡會長因健康理由退學幷退任會長職，由本人接任會長事務。第二屆1968年終當選會長 第二屆學生會(1968-69) 前文提及學生會在初期成立時的體制問題.我在任副會長時已從多方面探討改革的路向幷積極參與其他專上學院和大學學生組織的公開活動幷趁機向他們“取經”.那時是本港學生運動活躍的年代.學運核心落在香港大學,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和理工學院的學生組織.與彼等溝通實在給予剛成立的嶺南學生會莫大的裨益. 很巧合,我校的胡會長在任第一届不足半年,1968年三月間因事退學幷辭去學生會職務.很自然地,我接上了代會長一職.這給了我改革活動的空間.雖則如此,我也要面對校方的各方制肘,要面臨很大的挑戰. 1968年10月的第二届周年大會的選舉中我以高票率當選連任會長.我雖得到幹事會成員和各門的同學的支持,但校方和學生會在會務自治的議題上仍然出現很大的分岐.身爲劊會者,我任期內的各項施政都是由零開始的創舉,須具備無畏的膽色.對我來說,在任期內爭取學生會加入香港專上聯會(學聯)是一項艱巨的工程.經過和校方長時間及多番的爭砌,終于成功在任內取得學聯會藉. 加入學聯後,倡導我學生會參予社會活動,響應學聯的“中文運動”和在維多利亞公園參予“保衛釣魚臺”示威.